从白话文到大众语

19世纪末，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要求书面汉语改革的潮流。站在这个潮流最前面的是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人。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伐文言，而且成绩显著，形成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功绩是动摇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为白话文的登台作了相当的舆论准备。但是，那时的白话文运动没有把废除文言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推崇白话主要还停留在制造舆论上，没有产生像样的白话文作品，甚至有不少主张废文言的文章本身就是用文言写成。所以，经过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才开始真正取代文言而成为文坛正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伟大功绩所在。五四时期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民智”，不仅仅是要反对文言这种早已僵化的书面语形式，而且要反对以文言为表现形式的封建文化内容，提倡科学和民主。

1919年，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发轫，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1919年1月，留学美国的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由此揭开了新一轮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反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主张：“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八条改良原则。对于被正统派视为文学小道的、与现代书面汉语一脉相承的白话文学推崇备至。继《刍议》之后，1919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在文中，陈独秀举起了白话文运动的伟大旗帜，并提出了实行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这“三大主义”之中的每一个“主义”都包含着书面汉语的革新问题。同年，在复胡适的信中，陈独秀更坚定地表示，“以白话为正宗”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钱玄同也挺身而出，积极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不仅绝对赞同胡适的观点，而且主张“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责之。”1919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完全等同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的意见。他认为要“废文言而用白话”非一日之可成。要“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功夫研究白话，虽成效之迟速不可期，而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恐尚非施（耐庵）、曹（雪芹）所能梦见”。他还提出：“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要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具，固不仅正宗而已也”。

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白话文，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发表了更为成熟的看法。他说：“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但他的这种观点，仍然是以施耐庵、曹雪芹式的白话为主体，使“今日的白话”只处于“补助”地位，因此在30年代招致了人们的批评。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白话的标准问题、基础方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五四白话运动的业绩之所以远远超过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因为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将白话代文言视作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和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身体力行的“善作白话者”。蔡元培先生在评价晚清的白话运动时曾指出，“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胡适在1934年发表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也说：“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们提倡的白话。他们自己做八股策论，却想提倡一种简易文字给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们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学呢？所以我们在十七八年前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决心先把白话认作我们自己敬爱的工具。”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也谈到实践白话文的转变过程。他说，1917年国语研究会虽然主张改国文为国语，但“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后来，在胡适从美国寄回来的白话明信片的暗示下，“才觉得提倡言文一致，非‘以身作则’不可。于是在京会员中，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和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作白话文”。1918年5月，《新青年》的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到1919年，《每周评论》式的白话小报全国有四百种之多。1920年以后，一些著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改用白话文。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废止原来的文言教科书，白话文的地位大大提高，阵地基本上巩固了下来，最终跃居于汉语书面语形式的领导地位。文言文的使用率则愈来愈低。

白话文的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与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交流。不仅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体系也日益完善，反映现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词语大量涌现，如“逻辑”、“话剧”、“托拉斯”、“前列腺”等[2]外来语成分、方言词成分也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基本词汇体系，都是在此时奠定的基础。这些用语和词汇早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密不可分。

然而，白话文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有波澜。当时的许多文人对文言文难舍留恋之情，文言文仍有相当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周刊》上布告征文，不要白话。他主持的农业大学招收新生时，也“限令不为白话文”。当了教育总长后，又下令尊孔读经。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育机关禁止使用语体文，一般公文、广告及应酬文以至政府机关的各种考试和许多报刊文章都使用文言文。1934年5月，南京和上海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白之战。汪懋祖在《时代公论》110号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将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体语文”比之为“洪水猛兽”，赞扬文言是“轻便之利器”，而贬低白话为“粗笨之工具”。并颂扬“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是所谓“豪杰之士”。《时代公论》第117号还发表了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认为“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并说“白话之实质，为外国的而非中国的”。

为了反击这股逆流，上海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汪懋祖、许梦因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驳斥。后来，讨论的中心转移到“大众语”的问题上。最初提出“大众语”这个名词的是上海的陈子展。1934年6月18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出胜负，现在应该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并认为，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标准的大众语，似乎还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家的作品来规定”。他又说：“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6月19日，陈望道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对“大众语”的性质作了补充说明。他认为陈子展只提出了说、听、看三样为标准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照顾到。要符合“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后来在《大众语论》中，他对这个定义作了修饰，改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同年7月，陈望道又在《中学生》第47期发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论战》，认为此次论战“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如叶圣陶、胡愈之、吴稚晖、傅东华、胡适、夏丐尊、黎锦熙、胡绳、任白戈、徐懋庸等，都发表文章参加论战，其意见也相当分歧，约可分成大众语、文言文、（旧）白话文三派。大众语派主张纯白，文言文派主张纯文，旧白话文派主张半文半白，或叫不文不白。陈望道是这次论战的主将。1934年6月10日，他给周予同等人写信，发起大众语运动。信中说：“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拼命争得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已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曾经会过一次，举了一人做宣言。”陈望道提出，要做到普及大众语，“有三种统一必须都做到。（1）是语言和文字统一，这样笔头写的便是口头说的，不另学一种不必说的语言，自然省事省力，容易普遍。（2）是统一各地的土话，这里写的别的地方的人也看得下，这也是容易普遍的一个条件。（3）是统一形式和内容，不止语言形式接近大众，就是意识内容也接近大众，说的不是违反大众需要的话，也是容易普遍的一个条件”。“现在大众语派正在努力的，积极方面便是探求做到这一步的途径，消极方面便是破坏做到这一步的障碍的工作。”陈望道所强调的“三种统一”，代表了这次大众语讨论的最高水平。

大众语运动的开展，是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和深化，对建设真正的“国语”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