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
“十教授宣言”声称：“当前的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十教授宣言”估计了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认为由于新思潮的传播、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些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发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为了使中国重新“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如何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认为不应“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不能赞成复古派的主张；也不应“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一味“模仿”外国，包括“模仿”英、美、苏俄、意、德。他们提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应该“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对传统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
“十教授宣言”从字面上看是平稳周全、冠冕堂皇的。人们了解它发表的政治背景之后，就可以看清这个宣言的用意和针对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为维护统治，在文化思想领域一面宣扬法西斯主义，一面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教育。1934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场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并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提倡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与道德。一时，复古的气氛弥漫全国。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十教授宣言”，适合了国民党当局提倡复古的意图，其实质是以变相的“中体西用”论抵制“全盘承受”外国文化，抵制效仿苏俄和全盘西化论。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俄为师’。”[39]为什么也要抵制全盘西化论呢？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西方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全盘西化存在着把社会主义文化也化过来的危险。由于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作后盾，当时国统区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表文章，对“十教授宣言”表示赞同。但西化派的胡适、陈序经等人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对“十教授宣言”则进行了尖锐的批驳。
1935年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十教授宣言”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中体西用”的“最新式的化装”，是张之洞《劝学篇》的翻版。“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指出十教授说是不守旧，其实是在折中调和的时髦外衣掩饰下主张复古。辛亥革命以来，每一次大震动，顽固势力总忧虑“中国本位”的殒灭，要维持“中国本位”。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十教授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不过，他们都以时髦的折中论调作烟幕弹，十教授的宣言“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之下”。“陈济棠、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的烟幕弹？”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等时髦论调，都不过是遮掩其保守心理的烟幕弹。胡适指出，十教授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不必焦虑中国文化的特征失去了，“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恰恰是“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借它的朝气锐气冲击洗涤固有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而不是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胡适对“十教授宣言”为封建复古派“施放烟幕弹”的实质的揭露是尖锐和深刻的。
不过，胡适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尽管我们全力接受西化，但结晶品还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这正是陈序经等批评他与十教授宣言一样是折中派的理由。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最彻底的代表。他指出，“十教授宣言”里固说“不守旧”，但事实上，却偏于复古、近于复古。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他们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的说法，“十教授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可见，陈序经和胡适一样，也是把“十教授宣言”看成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当时还有许多人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本位”论。
蔡元培、黄炎培、欧元怀、张熙若等人则批评“中国本位”的说法过于“笼统”、“空泛”，“易生误会”。“十教授宣言”里只说“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没有进一步解释。4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王西征指出，《我们的总答复》所说的三项事业，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40]，民权主义被抛开了。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41]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中国本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加强对思想文化界控制的政治需要。可以说，“十教授宣言”的政治色彩要超过其学术色彩。
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十教授宣言”进行了批判。他们揭露了“十教授宣言”回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回避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事实而侈谈“文化建设”的要害。鲁人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最迫切的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发展文化的基础，他说：“他们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基础。但此时此地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到处遇见帝国主义的屠刀，因为是半封建，所以到处碰着封建势力的毒刺，必须先割去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打倒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大敌，方才可以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又说：“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文化的停滞是中国社会的停滞而已，反映现代文化没有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双重支配下的结果，非摆脱这双重束缚，中国文化是没有改道的可能。”[42]郑振铎等人也指出，当时的迫切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能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可能在旧文化里找到出路。换言之，就是只能通过保存中华民族来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这可以说是中的之言。
在各方批评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不守旧”、“不盲从”、“此时此地的需要”等作了辩解和进一步的解释，并力言“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声称“中体西用”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然而，这种辩解没有切中要害，“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都是以民族性为文化选择的最高价值尺度。力辩与“中体西用”的区别本身就可以说明，以民族性的防堤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