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文学的初创
从《新青年》创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余年中，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新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人物如鲁迅、刘半农、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王统照、闻一多、徐志摩、叶绍钧、丁西林、周作人等人，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将。他们的作品或志在唤醒民众，或抒写情爱，或表达伤逝，或抒发叛逆精神，风格不一，内容也各不相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唤醒民众、启发民智的启蒙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文化运动本身便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它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奴化人格和宗法礼教，用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张扬理性，构建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把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新一代文学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代脉搏，实现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飞跃。它以唤醒国民灵魂、建构新型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为己任，以广大下层劳动群众为主要启蒙对象，以反蒙昧、反守旧、反奴化、反迷信为主要任务。它发展和成熟的基本标志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创作。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2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刺激，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关于国民性的思考，赋予鲁迅的小说、杂文以光彩夺目的理性之光。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自觉地“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热情地呼唤：“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他的创作，也因此而成为启蒙文学的典范之作。
从1918年起，鲁迅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到1923年，他先后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鲁迅以深厚的感情关注着农民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
在五四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呐喊》共收1918—1922年间写的小说14篇，它们都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热情。《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穿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病话，但每句话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通过狂人精神错乱时的胡言乱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小说借实引虚，以虚证实，艺术构思十分巧妙，使读者耳目一新。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作品用典型的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格，从而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蘸了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夏瑜为群众而牺牲，却根本未得到应有的理解。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作家根据亲身的感受和经历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民众，那么先驱者的鲜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留下的只是一片惨淡的冷漠与遗忘。在同样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乡》、《风波》、《祝福》、《离婚》中，鲁迅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欺压和迫害。《风波》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小说中赵七爷、九斤老太、七斤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风波过后，仍然一片平静，它暗示着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依旧不曾脱离原来的轨道，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通过主人公闰土的遭遇和变化，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灾难。《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为农民的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勤劳善良的祥林嫂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一生，让人看到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
《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甚至连自己的姓都没有，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精神上却“常处优胜”。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性格中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他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部分农民的典型性格，具有广泛的社会讽刺效果。阿Q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阿Q正传》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鲁迅较多地注意到了群众的落后问题，并提出了启发农民觉悟问题。虽然他还不能指明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但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得到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鲁迅并没有回避农民的精神弱点，因此阿Q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五四时期《新青年》其他主要成员的创作也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文学革命初期，胡适（1891—1962）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他在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集中诗篇的思想内容并不引入注目，其语言形式的革新在文学革命初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除白话诗外，胡适还写了话剧《终身大事》（1919），主要宣传婚姻自主，鼓励妇女冲破封建束缚，走“娜拉”式道路，在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早期话剧运动中产生过积极影响。
继胡适发表白话诗之后，《新青年》等不少刊物陆续发表白话诗作。郭沫若《女神》的出版，更为诗歌创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五四运动之后，郭沫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于1921年出版了诗集《女神》，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在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歌颂凤凰的更生，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诗中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式的旋律，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影射现实，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如《晨安》和《匪徒颂》，皆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些诗篇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如《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等。还有一些诗篇表现了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颂扬，如《地球，我的母亲！》。一些歌咏大自然的诗，如《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都清新生动，气象宏丽。《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它强烈地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诗篇奔腾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的诗歌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新青年》杂志同人中，较早发表新诗的，还有刘半农和沈尹默。刘半农（1891—1934）主要的创作成绩在新诗方面。他对新诗的形式和音节做过多样的尝试与探索。其诗集《扬鞭集》收录了不少较为成功的作品，如《相隔一层纸》、《学徒苦》、《拟儿歌》、《铁匠》、《老牛》、《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夜》、《三弦》等，为当时读者所称赏。俞平伯的《冬夜》、《西还》等诗集所收之诗，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有较多古典诗词的影响。而刘大白（1880—1932）的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如《红色的新年》、《五一运动歌》等赞美了十月革命的潮流；《田主来》、《卖布谣》等揭露了豪富的贪婪。
文学革命初期，在鲁迅的带动下，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小说作家也渐露头角。之后，白话散文日渐增多，杂文适应斗争的需要而出现，报告文学也应运而生。瞿秋白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俄乡纪程》、《赤都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