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工艺和摄影

二、书法、篆刻、工艺和摄影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在民国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

民国初年的书法是直承清代余绪而另有风致。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北碑艺术的弘扬，到民国初期才真正形成一代风气。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书法教育也日渐普及，各种书画协会也无不以书法作为研讨重点。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刊物的风行，名家墨迹以及好碑好帖得以广泛传播，习书者可博览择精，不为某家所囿，因此书坛体态之繁，远过前代，书家辈出，各领风骚。

民国初期的书法，以沈曾植、吴昌硕、曾熙、李瑞清四家影响最大。沈曾植以博学闻名全国，其书融篆隶碑帖于一体，笔势顿挫，洒落蕴藉，既富金石气，又富书卷气。吴昌硕不仅画艺出众，于书法金石也无所不精。其绘画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书法金石功底。诸体兼善，尤长于篆书和行书，影响极广，陈师曾、王个簃、沙孟海等俱入其室。李瑞清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教育家，精研书道，誉满海内外，只是恪守古人，单调呆板。其功力极深，时人号为“百衲体”。曾熙与李瑞清并称一时，书法得《夏承碑》与《张黑女碑》之神髓，喜用秃笔枯毫，瘦劲志辣，但流畅圆活。

到民国中期，书坛的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书法家们大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故跃起于书坛的大家众多，书体不一。如郑孝胥碑帖兼长，吴敬恒擅长楷行，周庆云参习汉隶北碑，易儒善于篆隶行楷。书坛风气的活跃和风格的多变，加快了书坛近代化的节奏，其中章太炎的“章草”和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影响尤大。为了提高书写节奏，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章太炎极力提倡章草，认为章草是汉字书写最简便的方法，因而对章草法帖极为搜求，加以整理。而他的书法成就，则得益于其精深的文字学修养。对章草的提倡确实开创了民国一代新书风。后来于右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推导“标准草书”运动，在书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于右任的早期书法以行楷为主，力学北碑，并参入篆草隶法，雄强博大，沉着洒脱。中年以后，精研草书，力求“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他从历代名家的优秀书法中寻找美观易识的代表性符号，给形体多变的草书定型归类，释例说明，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对书法艺术的普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的草书以魏碑笔法为脉，博采约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畅自然，形美笔简，劲健奇崛，仪态万千，可谓卓然大家。在20世纪30年代享誉书坛的还有赵子云和马公愚。二人皆为吴昌硕之高足。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后期，书坛已是群雄逐鹿。马一浮、诸德彝、叶品三、邵元冲、华世奎、傅增湘、欧阳渐、骆文亮等各领风骚。而其中之杰出者当数沈尹默。其余王树人、潘伯鹰、胡小石、童大年、赵尧生也各有所长。

与中国画在晚清走向衰竭的趋势相反，篆刻这门新兴艺术在清代乾嘉以后登上了高峰，宗派分立，强手如林。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印刷业的繁荣，碑版及其他古文字的大量出土，篆刻艺术仍方兴未艾。1913年，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并一跃成为全国篆刻艺术的中心。而民国初期印学家的分布也主要集中于沪杭、京津和广东地区。沪杭以吴昌硕、赵时㭎影响最大。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他在书画印三方面皆受赵之谦的影响，其篆刻得力于石鼓、汉印、秦玺及钟鼎款识，同时以书画法入印，浑穆古朴，远过前人，在当时影响极大，陈师曾、王贤、钱瘦铁等皆出其门下。赵时㭎精通各体，熟谙古文字，金石学养笃厚，至沪不久，声名鹊起，一时名流罗振玉、丁辅之辈皆与之游。其篆刻取法秦金汉印，风格雄壮浑厚。京津地区以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等为代表，尤以齐白石为高，其印师法前人，又跳出藩篱，章法以奇险取胜，单刀深切，不加修饰，宽博自然，韵趣无穷。广东印坛以易大厂、李尹桑为代表。易大厂之古玺风格独绝，近世罕有其匹。李尹桑善朱文小玺，运刀干脆，章法谨严，工细浑厚，人称绝艺。民国中期之后，沪杭印人复有王福庵、赵古泥诸名家，京津则有寿石工和丁二仲以及顿立夫，其中赵古泥较为突出。至20世纪40年代之后，方介堪脱颖而出，20余年刻印逾万方，终于炉火纯青，享誉海内外。印坛诸“铁”如邓纯铁（散木）、钱瘦铁（厓）、唐素铁（俶）、汪大铁等以及乔大壮、黄葆戊等皆为印坛一流名家。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民国初期，丝织印染工艺原地踏步，不见起色。刺绣工艺却异军突起，人才济济，名秀丛起。1911年，著名工艺家沈寿在天津开办了绣工传习所，1914年应张謇之聘，至南通主持女红传习所，培养了大批刺绣人才。沈寿是近代苏绣的代表，她所创造的“美术绣”使苏绣驰名中外。杨守玉开创了中国刺绣史上独树一帜的“乱针绣法”（又称画绣）。她吸取了西洋画的技法与色彩，针法长短不一，交叉组合，使绣面具有阴阳凹凸的油画效果，极富感染力。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此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时名家杨季、文谷怀、朱树芝等为湘绣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最负盛名的是廖家惠。

民俗工艺雕刻在民国初期尚有一线生机。天津清末艺人张明山所创立的“泥人张”至其子张玉亭时达于鼎盛。张玉亭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及当时社会生活的下层市民最具特色，代表作有“王昭君”、“花木兰”、“三百六十行”及“摩登女郎”、“钟馗嫁妹”、“吹糖人”、“卖糕人”等，皆形神毕肖，惟妙惟肖。惠山泥人的影响更大，杰出的艺人有丁阿金、周阿生等。木石雕刻民国初年以福建、浙江两地最为普及。东阳木雕和黄阳木刻各扬一时，而青田、寿山石雕也擅名天下。湖南的菊花石雕工艺堪称一绝。著名工艺师戴清升的菊花石雕《梅花屏》等，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竹雕工艺则以江苏嘉定为最。传统的木刻年画业在清末因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式微，退出城市而转向农村。在北方的天津，只有杨柳青一带的年画水平较高，成就较著。其余河北武强，山东的阳谷、高密及山西南部地区的年画也有一定的规模。

传统的漆器工艺民国初期仍保持了较高水平，比较著名的产地有扬州的“梁福盛”号和福建的“沈绍安”号。“梁福盛”号以生产小件漆器为主，“沈绍安”号则以脱胎漆器享名一时。北京地区的“京式”工艺在民国初期独树一帜，内画壶、风筝、铜器、玉器、地毯和金银器制作都有较高水平。北京、天津的风筝名家哈长英、魏元泰制作的风筝，北京“文盛斋”制造的宫灯和纱灯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获得金银大奖，为中国民间美术赢得了声誉。

晚清以降，大批西方建筑在中国出现，近代西方建筑类型和技术涌进中国，使中国的建筑出现外来式、中国式和现代化的中国式三种主要形式。在民国初期，外来式和中国式建筑泾渭比较分明。外来式建筑主要分布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的各租界内，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中国式建筑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山陵，它是中华民国建筑史上一项重大的建筑艺术成就。1927年公开征图，条例中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著名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在竞争中取胜。工程由姚锡舟承建。全陵在总体上采用传统的陵墓布局形式，但在局部处理上则时有创新，特别是吸取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工艺，为中山陵增色不少。全陵气象宏伟壮观，殿堂又显得庄严肃穆，为稍后将要出现的一幢幢中国式传统建筑树立了榜样。

中国近代新型建筑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它突破了封建社会后期技术迟缓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微弱但富有创造性的技术体系。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建筑和公寓式里弄建筑，在各个城市广泛采用，从总体上趋向于环境、空间的拓展和造型、装饰趣味的追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大体量的高层建筑30年代之后层出不穷，如1931年建造的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其设计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建筑装饰工艺也伴随着现代化建筑的发展而成长。砖雕、石刻、木装修、石膏花饰、水磨石、马赛克、琉璃饰件、青铜装饰等，都为创造出优美的建筑群增辉。上海的汇丰银行、江海关、沙逊大厦，北平的大陆银行，天津的老西开教堂等，都凝结着现代建筑装饰的工艺成就的精华。建筑教育也开始兴盛，各大学建筑系相继成立。但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所崇尚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专门的建筑学术研究机构很少，最负盛名的是1928年朱启钤发起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学社以整理和诠译营造古籍和调查测绘古建筑遗物为使命。其主要人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密切合作，先后走遍了中国16个省、200多个县，考察城市与乡村居民和传统城市建筑达2000余处，整理出许多古建筑基本知识和历史发展的框架，为研究中国古建筑开辟了康庄大道，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人才。

梁思成（1901—1971）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史论家。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最早从事敦煌建筑艺术研究的创导人。他在大学主讲并著有《中国建筑史》，内容丰富完整，还应邀赴美讲授中国建筑，门生遍天下，有“中国建筑泰斗”之誉。

清代晚期，中国的陶瓷业面临了一次深刻危机。民国以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业开始转换发展方向，以工艺美术瓷为主，以仿古细瓷和传统瓷雕工艺为主要产品与洋瓷竞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瓷质上不仅有“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的盛誉，同时在工艺瓷装饰上也丰富多彩，冠绝一时。广东石湾的陶塑别有一番风韵。在民国时期，石湾陶塑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它植根于乡土民间，工艺手法新颖独特，泼辣大胆，想象力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深受国内外的喜爱。

这一时期，北京的特种工艺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特种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达到高潮，年产值都在200万美元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是景泰蓝、地毯、雕漆和玉器等。

民国之初，现代雕塑在中国的美术大地上仍然是一片荒漠。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学子开始留学西方，播下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种子。1920年，上海美专首设雕塑科；之后国立艺术院等开始设立雕塑专业，造就了中国第一批雕塑人才。1929年，教育部举办第一届全国美展，共展出雕塑作品50余件，早期的一些雕塑家岳仑、王静远等都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雕塑家可以江小鹣、李金发为代表；40年代则以刘开渠、王临乙、滑田友等人为突出。江小鹣的雕塑具有浓郁的近代特色，作品以人物肖像和纪念碑式雕刻为主，以写实性塑造为特色。其代表作品有《李书平像》、《陈衡恪半身像》、《陈英士烈士纪念碑铜像》等。李金发除了肖像雕刻和纪念碑式的雕塑外，还创作了一些大型装饰性建筑浮雕，代表作品有《蔡元培胸像》、《邓仲元像》等。刘开渠是继李金发之后崛起的杰出雕塑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造型坚实、雄浑，大气磅礴，寓意深广，富于时代感染力和民族风格。其代表作品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碑雕像》、《王铭章骑马铜像》、《农工之家》、《孙中山先生铜像》等。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民间雕塑在民国时期也有发展。最有代表性和艺术性的民间雕刻，当推山西省五台山龙泉寺汉白玉牌楼雕刻。它由民间石雕艺人胡明珠承建，山西、河北等地的百名艺人共同参加雕刻，历时7年，于1922年秋完成。他们几乎在一块完整的汉白玉石上雕刻出数以百计的动物和人物，而且雕刻得如此玲珑精致，新颖别致，层次井然，令人叹为观止，堪称民国雕刻艺术中的精品。此外，大约完成于1926—1927年的四川潼南县复兴区马龙山的巨型卧佛，也是近代民间宗教雕刻中的罕见之作。它全长36米，被认为是中国雕塑史上最大的卧佛。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后，虽然和新闻有必然的关系，但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但民国初期，一些致力于研究摄影艺术的社团建立起来，其著名者有“光社”、“华社”等，中国摄影也开始出现转机，摄影家们还纷纷送作品到国外参加展览。郎静山、刘旭沧等人的作品入选了国际影展并获奖之后，摄影艺术才开始引人注目。有关摄影的刊物和书籍也陆续出版。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刘半农的《半农谈影》（第一部谈艺术摄影的书籍），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华景象》和郎静山的《静山美术摄影》等摄影作品集。

郎静山，江苏淮阴人，民国时期最卓越的美术摄影家和摄影艺术家，中国摄影艺术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12岁学习摄影，后入申报馆做首任摄影记者。1928年，他与同人发起创办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在摄影艺术上，他善于融汇中西，将中国画理灵活运用在摄影之中。1939年，他以中国画理创作的《静山集锦》照相法问世，为摄影艺术开创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从1931年起，他连续参加国际摄影沙龙，有好几百幅作品入选。1942年，他以集锦照相法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衔。吴中行也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他吸取中西绘画艺术之长，影作具有诗情画意，清新自然，题材广泛。曾多次入选英、美等国际影展，代表作有《归牧》、《水纹》、《竹影摇月》等。卢施福擅长风光摄影，作品技巧娴熟，静中寓动，气势磅礴，浑厚幽深。吴印咸则是一位以摄影来表现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的杰出摄影家，他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革命的历程。代表作有《难兄难弟》、《呐喊》、《组织起来》等。

随着摄影业的发展，各种摄影家协会纷纷建立，影展也多次举行。1928年3月上海“华社”举办了第一次影展，它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展览。民国中期以后，“华社”一直是中国摄影界最积极活跃的力量。其他比较有实力的团体还有上海的“黑白摄影社”、北平的“光社”、广州的“景社”、南京的“美社”等。最有实力的摄影家集团是1948年3月3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摄影界的所有名流，可以说是中国摄影家的大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