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争

1915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后，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另一方，围绕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问题，又展开了论战。

《新青年》有关反对孔教，反对旧文化，提倡西方文化的言论，引起了守旧文人的不满。除孔教会一帮人，如辜鸿铭、林纾等起而卫道外，杜亚泉以东西文化应“取长补短”之类貌似持平的议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的重要论敌。他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和《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十分重视杜亚泉的议论，并认真进行了反驳。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等文。陈独秀先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等文，然后，针对《东方杂志》的言论，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8）、《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等文，批判杜亚泉的观点。杜亚泉又以《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1918）一文作反诘，并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至此，论争形成了高潮。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就通过中西比较认定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较西方文化为劣，主张对传统文化作彻底的革新改造，而充分接纳西洋新文明。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明确地把中国文化定为“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的“古之遗”，其内容“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认为以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欧洲近世文明，才是新的文明。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论证了东西文明的三个基本差异：（1）“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致其国家民族“终不沦亡”，并“取得世界之霸权”；“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终成“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2）“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之所向往，国家之所企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有四大恶果即“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由此形成“东洋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3）“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人与人之间“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

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也十分关注中西文化比较问题。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总特征概括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并由此推演出几十项具体差异。他认为，东西文明“平情论之”，“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又认为从整体上看，从现实考虑，西洋文明要优于东洋文明。他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人类进步作出过伟大贡献，但现在必须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东洋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已处于屈败之势”。西方文明“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但与东洋文明相比，则“实居优越之域”。因此，他主张“竭力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提倡青年人全力以赴学习和研究西方文明，“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17]李大钊与陈独秀对东西文明异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结论却大体相同。

杜亚泉则提出了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颇为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并与陈独秀等人展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将中西差异归结为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以“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归结东、西方文明的总特征，从字面上看，与李大钊的概括似乎一样。然而，他的结论与李大钊所主张的以动济静、提倡西洋动的文明的观念正好相反，主张用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他说：欧战的惨烈使“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不能不产生怀疑，“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他也表示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要“取长补短”，却又强调“不可不以静为基础”。“以静为基础”一句就表现他提倡中国固有文明的鲜明倾向。他这种文化倾向在稍后发表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认定，西洋文明的输入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救中国，救世界都有赖于发扬光大中国固有之文明，而所谓“吾固有之文明”则是指“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是指儒家思想。

陈独秀对杜亚泉的言论进行了犀利的批驳。他坚决驳斥了杜亚泉把“儒术孔道”当作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基”、“国是”，把“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之类的“固有文明”当作“统整”中外思想文化的“绳索”，而把西方文化输入说成“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的言论。他在深刻抨击旧文化卫道者的同时，更高地举起了“德”“赛”二先生的大旗，以民主和科学与封建文化势力相抗衡，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他慷慨激昂地宣布：“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表现了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

杜亚泉的文化思想与康有为、辜鸿铭、林纾等守旧人物的主张有所区别，但他们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上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言论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尖锐抨击是理所当然的。杜亚泉通过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民国初年的乱象，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弱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特质的迷失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见解，更深刻地把握了时代的主题。他们的深刻之处在于，从文化的时代性视角出发将中西文化判为不同时代的产物并判定其优劣，确认属于“近世文明”的西方文化在整体上优于作为“古之遗”的中国古代文明，并准确地将现代文明的两大特征概括为“民主”与“科学”，从而为自己的新文化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