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复古”

在北洋军阀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包含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政策的内容，如“约法”规定保障人民的言论、通信和信教等的自由；教育法令宣布废除清末时的“忠君”、“尊孔”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的培养为主，同时取消小学读经等。这些政策曾一度给民国文化带来崭新的气象。

可惜好景不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不仅很快取缔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民主追求，镇压其军事活动；在文化方面，也逐步加紧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清算。他们为此制定了以“尊孔复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

1912年9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就颁布了《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伦常。声明：“中华民国以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7]。同年12月，他又下令恢复了祭天制度。1913年6月，他复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认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唯此礼义廉耻之防”，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要求各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8]1914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政治会议决定在全国祀孔，并作为大祀，沿用前清礼仪，各地文庙也一律恢复尊崇，每县设祀奉官一名。同年9月25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祭孔令》，宣布全国恢复清朝祀孔礼制，中央、地方各由行政长官负责主祭。同时，北洋政府还试图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终因革命党人和宗教团体反对未能得逞。在全国祀孔的前后，袁世凯还发布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其中，1914年3月11日发布的《褒扬条例》规定，对“孝行节妇”，由政府给予匾额题字褒扬，允许受褒扬人及其家自立牌坊。11月3日，又颁发了《箴规世道人心》告令，宣布“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之特征，为立国之精神”。

在教育方面，北洋政府也推行封建复古的政策。1915年袁世凯重新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同年颁布的《特别教育纲要》，也指令“各学校均应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9]从而恢复了民国初年教育部曾经明令废止的学校读经。与此同时，它对民国制定的教育宗旨也进行了修改，将其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诋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贪争与躁进，这实际上是清末封建教育宗旨的复活。除此以外，还在学制方面恢复封建的等级教育形式，歧视女子教育，甚至宣传鬼怪迷信，以配合尊孔复古的教育方针。在社会教育、军人教育方面，北洋政府同样采取了这种政策。为了在精神上控制军队，袁世凯于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训条的第一条就是：“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后又命令“以关（羽）岳（飞）为武圣”，由统率办事处拟定供奉礼制，令全国军人供奉。完全以封建忠君等伦理道德观念控制军队，抵御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

袁世凯穿起龙袍在天坛祭祀

为保证尊孔复古文化政策的推行，北洋政府还先后公布了一连串反民主的专制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惩办国贼条例》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限制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结社、集会、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妄图用严刑苛法来阻止人们宣传新文化、追求新文化。对革命党人以及一切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人士，甚至还加以残害，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如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都先后惨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之下。

这种以尊孔复古为特征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使民初社会弥漫着一股文化倒退的逆流，为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制造了舆论，一方面，它使刚刚萌生的民主文化备受摧残；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袁世凯死后，一些明目张胆宣传尊孔复古的条例得以废除，但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后来，北洋军阀各个派系控制下的政府大体上沿用了这一政策，直到他们的统治彻底覆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