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论战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流。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张东荪惊呼：“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43]为此，他首先挑起了著名的“唯物辩证法论战”。
这场哲学论战主要分两个阶段：1931—1934年，主要是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叶青为代表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主将分别是张东荪和叶青，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哲学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非难”与“捍卫”唯物辩证法之争，实际上都在程度不同地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邓云特（邓拓）等人参加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均进行了批判。
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接着，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等文章，1934年6月，他撰写了长达3万多字的《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总批判。10月，他又将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汇集起来，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托派分子叶青，伪装成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张东荪。他先后发表了《哲学到何处去》、《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张东荪道德哲学批判》和《张东荪哲学批判》等文著，1935年，他仿照张东荪的体例，将批判张东荪的文章汇集起来，取名《哲学论战》。这样便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两大对立阵营。
张东荪等人观点主要为：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一下”，“马克思辩证法所以错误到不可救药，其原因一半在于黑格尔本身。换言之，即黑格尔本身就有错误和糊涂处；马克思不过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44]。第二，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所谓辩证法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的变、时间的变、与事物的变”。第三，认为哲学是不能有党派性的。“哲学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思想自由。无思想自由即无哲学。使‘哲学’与‘党派’二字联缀成一句，即等于取消哲学而只留党派”。第四，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种“历史定命论”，反对用它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第五，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认为“对待”、“负面”和“矛盾”三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对待是指有对偶的东西相待而存，负面是指除了这个东西本身外其余的一切，矛盾是指两个命题不能同时皆真而言。
叶青等人，主要贩卖的是托派和当时苏联哲学界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观点，主要为：第一，提出所谓“新物质论是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统一”，新物质论是观念论与物质论调和的结果。第二，提出所谓“哲学消灭论”，认为黑格尔以后只有科学而没有哲学，宗教—哲学—科学是三种“历史的知识体裁”。第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原为黑格尔的“三段论”：“正—反—合”。第四，主张所谓“外铄说”，认为内因与外因可以无条件转化。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参加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不仅批判张东荪等人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和攻击，而且揭露和批判叶青等人的伪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阐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1933年12月，邓云特在《新中华》第1卷第23期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率先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35年5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2期上发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10月，又发表《几个哲学问题》，此后又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主要对叶青的反对观点进行了批判。
针对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邓云特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一般运动和发展的法则，辩证法是从诸现实的历史运动变化的诸现象中获得的，“一切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一切事物绝对不是‘不可测’的”。针对张东荪和叶青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质的不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既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又要“改正那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的结果。针对张东荪哲学无党派性的观点，艾思奇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哲学都按照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批判了张东荪把哲学当作“千古不决”的玄学的论点。针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艾思奇认为哲学并没有消灭，它永远有自己独立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当然也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超乎科学以上的玄学。针对叶青的“外铄论”，艾思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因是第一性、外因是第二性”观点，认为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在当时哲学界影响很大。此时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宣传并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保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