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
20世纪初年，中国的现代音乐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下有了萌芽，新式学堂乐歌十分流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文化运动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代音乐文化事业在中国终于真正建立起来了。
民初承清，由于城市经济的壮大和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原来主要活跃于农村的民间说唱艺术迅速流入城市，并不得不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在城市，它们得到了赖以生存的较好的物质条件，而相互的竞赛与交流又扩大了剧团的规模，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一部分艺术体裁的更新。
自生自灭的民歌在新时代条件下涌现出新的生机。五四前后，在广大城乡曾涌现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城市小调或小调性的填词歌曲，如《坚持到底》、《五更调》等。白宗魏的《木兰辞》，杨荫浏的《满江红》等填词歌曲均风靡一时。但曲调上，它们的变化并不突出，往往同一个曲调被填上许多不同的歌词。《五更调》、《孟姜女》、《苏武牧羊》、《满江红》、《茉莉花》、《小放牛》等传遍全国各地，在流传过程中曾给各地的戏曲、说唱和民族器乐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而对这一时期新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中。
进入民国以后说唱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职业艺人增多，曲种的流传也比过去更为广泛。如原来主要在华北、山东流传的大鼓，这时不仅遍及北方各省，而且还流传到长江流域。不少老曲种在流传各地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新曲种，如西河大鼓、北京琴书、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四川清音等。而苏州弹词的发展最为突出，经过朱介生、魏钰词、薛筱卿、祁连芳等艺人的钻研，苏州弹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在各种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中，以戏曲艺术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它们对城市市民的影响也最大。戏曲艺术的各大剧种此时大多已稳定成型，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已不太显著。但广东的粤剧仍有较大的进步。民国初年，粤剧大量吸收广东的民间音调，并改用当地方言，发展了许多新唱腔。到后来，它还大量移植外国剧目并新编了许多现代剧目，在音乐上也大胆地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但它也有迎合社会庸俗落后的倾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尤其严重。京剧在辛亥革命以后已是遍及全国的最大戏曲剧种。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等坚持京剧的优良传统，并在艺术上不断谋求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麟派”、“程派”、“富连成班”等都名噪数十年。比较古老的昆曲经过一些艺人和文人的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发展最为迅速的是各种地方小戏，如评剧、越剧、楚剧、锡剧、沪剧、扬剧、淮剧、黄梅戏、云南花灯戏等，其中尤以评剧、越剧与楚剧发展最快，影响也最大。
这一时期，我国南北各大城市中有许多民族器乐的爱好者组成各种社团，定期进行练习，也不时举行公演。其中比较重要的社团有“天韵社”、“国乐研究社”（1919）、“大同乐会”（1920）、“云和乐会”（1929）、“上海国乐研究会”（1941）等，其成员大多数是城市中的旧文人、职员、店员及中小学教师，研习的范围包括丝竹、吹打、古琴、琵琶以及戏曲（特别是京剧和昆曲）的清唱等。他们对传统乐曲的整理、研究、改编和民乐曲谱的刊行以及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和制造方面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演出和灌制唱片等活动。民族器乐活动在民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基础，但由于绝大部分搞民族器乐的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不少杰出的艺人长期被埋没而无人过问，新中国成立后被抢救“挖掘”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如无锡艺人华彦均和河北民间艺人杨元亨等。广东音乐是以广东民间小调为基础，又吸收了粤剧、粤曲及外省的民间音乐而逐渐形成的，民国时期，它进入繁荣鼎盛阶段，以吕文成、易剑泉等人先后组织了“素社”、“广东省国乐研究会”等社团，改编了大量民间流行歌曲、曲牌和小调为富于广东特色的器乐合奏曲，如《鸟投林》、《步步高》、《平湖秋月》等，受到了城市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
随着现代新文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音乐专业水平的人才，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919年起，北京、上海等城市许多爱好音乐的教师和学生纷纷组建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北京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他们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的学习、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致力于有关西洋音乐理论的介绍翻译及关于传统国乐的整理和研究，进行和组织音乐创作活动等。不久，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及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等。1927年，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建立。它们主要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一时期，城市中的音乐演出活动也渐渐活跃起来，它们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提高和音乐创作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上有较高造诣的有王光祈、丰子恺等人；在音乐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有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等人；民族器乐创作的代表人物则是刘天华。1934年，王光祈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一文获柏林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在1936年1月去世之前，他写下了大量音乐研究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等。在系统介绍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理论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如编写了《西洋音乐史纲要》、《西洋音乐与戏剧》及《西洋制谱学提要》等。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这个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在音乐理论知识的通俗读物方面，丰子恺所编著的音乐著作当时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丰子恺曾先后出版了《音乐的常识》（1935）、《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音乐的听法》（1930）等十多种著作。他善于用流利的文笔，浅显而又比较形象的语言来阐述音乐史及音乐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此期的著名音乐论著还有萧友梅的《普通乐学》（1927）、《和声学纲要》，童斐的《中乐导源》（1926）及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等。
我国的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到五四以后才真正有所发展，其中发展最早的是小型声乐体裁，包括抒情歌曲、学校歌曲和一般的小型合唱曲等。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萧友梅和赵元任。萧友梅1920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专门学校音乐科等任教，并负责有关音乐教学的行政领导工作。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为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先后编著了《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并创作了90多首歌曲和钢琴曲如《新霓裳羽衣舞》，《哀悼引》，大提琴曲《秋思》，合唱曲《春江花月夜》等。他的许多歌曲如《卿云歌》（1920）、《华夏歌》（章太炎词，1920）、《国民革命歌》（1928）等大多同当时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相联系。他的音乐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一共写了近百首歌曲，一首合唱曲和一些钢琴小品等。其代表作品有《西洋镜歌》、《背着枪》、《我是北方人》、《老天爷》等，他是一个卓越的语言学家，对我国民间语言、民间音乐以及各地语言音韵上的特点都十分了解，所以在音乐创作上他能够比当时其他的专业音乐家在音乐的民族风格上作更深的探求和大胆创新，在词与曲的结合、民族风格问题、音乐形象的生动鲜明及和声的运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影响也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他主要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及许多歌曲和器乐曲。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抓住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构思情节，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而明快，因此他的作品迅速流行到全国各地，对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品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小小画家》等。刘天华一生的创作数量不多，计有二胡曲10首，琵琶曲3首，民乐合奏曲2首，其中二胡曲创作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他的代表作品《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光明行》、《良宵》、《烛影探红》等都十分出色。他的创作、演奏、教学及理论为民族器乐的发展争取了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还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容的工农革命歌曲，它们大多数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写，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及唤醒广大工农群众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这些作品中的代表作有《五一纪念歌》、《工农联盟歌》、《京汉罢工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赤潮曲》、《奋斗歌》等。中央红色根据地建立后，一大批优秀歌曲创作出来，如《工农革命歌》、《秋收暴动歌》、《上前线去》、《红军纪律歌》、《打破旧世界》、《霹雳啪》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简朴，但全面而生动地概括了当时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现代音乐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如黄自、周淑安、马思聪等相继登上乐坛。音乐教育机构进一步蓬勃发展，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等成为培养音乐人才的主要阵地。音乐刊物的出版工作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所办的《音乐教育》月刊。各院校的音乐演出活动比过去更加活跃。在音乐理论方面，青主的论著较有影响，他积极宣传“为艺术而艺术”，代表著作有《乐话》、《音乐通论》等。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以黄自为高。他是一个音乐教育家，在上海国立音专等校执教期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音乐家。他的创作数量不多，却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在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中曾有深远的影响。政治题材方面，黄自最突出的作品是《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等；社会性题材方面则有《天伦歌》、《农家乐》、《牛》、《养蚕》等。黄自所创作的艺术歌曲数量颇多，也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有《点绛唇》（王灼词）、《南乡子》（辛弃疾词）、《卜算子》（苏轼词）、《春思曲》、《思乡》等。他还写了不少专供学生演唱的抒情歌曲，这些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流畅，感情朴实、明朗，深受学生喜爱。这一时期器乐创作的数量很少，比较突出的有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篇》。这首作品的音乐形象生动鲜明，旋律优美动听，尤其是对于中国风格的对位化和声的处理，使作品充满了清新的诗意。
左翼音乐运动是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力量。除了在进步电影和戏曲方面的大量创作外，左翼音乐家成就最高的是救亡歌曲创作和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在当时，由左翼音乐家推动组织的群众歌咏运动几乎无处不在。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左翼音乐家们迅速响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争取更多爱国的音乐家参加到为民族存亡而斗争的行列之中。左翼音乐家聂耳、贺绿汀、张曙、任光、吕骥、麦新等人的作品为音乐界注入了新的生机。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他实际的音乐创作时间不到3年，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如《毕业歌》、《大路歌》、《牧羊女》、《飞花歌》、《义勇军进行曲》、《采菱曲》、《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等。聂耳的作品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充满了激情和号召力，是无产阶级音乐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张曙的代表作品有《农夫苦》、《救灾歌》、《保卫国土》、《日落西山》等。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及音乐运动的组织者。任光音乐创作的主要领域是电影音乐，其代表作品有《渔光曲》、《月光光》、《王老五》、《打回老家去》。麦新一共写了约60首歌曲，其代表作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行军歌》等。儿童歌曲方面则有《马儿真正好》、《勇敢的小娃》等。
聂耳像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投入抗日宣传的实际斗争。1938年1月，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抗日的歌声传遍了祖国的山河。这一时期的群众歌曲数量惊人，其著名者如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毕业上前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贺绿汀的《干一场》、《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等都成功地反映了人民的抗日生活。小型的合唱曲以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游击军》，舒模的《军民合作》，向隅的《红樱枪》等影响最大。抒情歌曲像夏之秋的《思乡曲》，吕骥的《太丹河之歌》，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曙的《日落西山》、《赶豺狼》，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等都流传极广。器乐创作方面以马思聪的小提琴曲《第一回旋曲》、《内蒙组曲》，贺绿汀的钢琴曲《晚会》，陈国鹤的钢琴曲《血债》等写得较好。
冼星海是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毕业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回国后参加抗日音乐运动。他一生共创作了200多首群众歌曲，4部大合唱，10部歌剧，两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大型管弦乐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独唱曲，他的群众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于号召性的、雄伟的进行曲，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路是我们开》等。另一类是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赞美新中国》、《做棉衣》等。抒情性独唱曲有《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热血》、《江南三月》等。在大型声乐体裁方面，冼星海有突出的成就。完成于1939年3月的《黄河大合唱》是他最杰出的大合唱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独创性，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雄伟浑厚的气魄，是一部高度概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冼星海的另外两部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开始以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压迫，国统区出现了不少讽刺性歌曲，著名的有《你这个坏东西》（舒模词曲）、《古怪歌》（宋扬词曲）、《老天爷》（明末民谣，赵元任曲），《民主是那样》（孙慎曲词）等。当时，国立音乐学院曾对一些民歌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加工，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等民歌集，一些著名作品如《康定情歌》（江定仙编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陈田鹤编曲）、《绣荷包》（谢功成编曲）等为人们所传唱。
1942年，解放区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使解放区的音乐生活面貌焕然一新。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刘顺清》、《减租会》、《说理论》、《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涌现出来。而最成功的歌剧作品是《白毛女》，它为我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