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学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开端于20世纪初的王国维。但作为一门有系统体系的独立学科，它的建立还是在进入民国以后，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

大体说来，民国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及以前为初创和奠基阶段；30年代为鼎盛阶段；40年代为继续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全力介绍西方美学，同时开始了建构美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尝试。

1915年1月1日，徐大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述美学》一文，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学的性质、内容、分类以及与艺术的关系，大体勾勒出现代美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刘仁航1920年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美学家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学》一书，对古希腊至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主要的美学思想加以了译述，这是中国读者最早见到的关于西方美学发展史的系统之作。

在民国美学的奠基过程中，蔡元培、吕澂、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美学，传播西方美学的先驱之一。早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他就公开提出要实施“美育”的宗旨。1917年，他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阐述其美学美育观点、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美育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1919年，中华美育会成立，发行会刊《美育》。许多报刊也都纷纷刊登美学美育文章，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美育运动。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美学课程，亲自编写美学教材并授课。他1921年讲过十余次美学，并着手撰写《美学通论》，可惜未能写完，现保存下来的手稿仅有《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和《美学的对象》三种。但尽管如此，他在全国范围内却起到了一种垂范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和艺术专门学校开设美学课，开展审美教育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26]。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各类艺术和美术专门学校纷纷创立起来，艺术和审美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的师徒授艺方式，逐渐走向近代科学化，这些与蔡元培的倡议和支持都是分不开的。

五四前后的美育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使美学的创立成为一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这一时期，被源源不断翻译、介绍进来的西方美学思想，已不限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黑格尔等人，同时也涉及欧美日本的各种现代美学学说。其中特别是里普斯、克罗齐、厨川白村美学学说的影响，最为深入而广泛。此期重要的美学译著有英国马歇尔的《美学原理》（1922，萧石君译），日本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1922，俞寄凡译），德国耶路撒冷的《美学纲要》（1922，王平陵译）等。介绍和评述西方美学的重要论文有《栗泊士（即里普斯）美学大要》（1920，澄权译），《现代之美学》（1924，俞寄凡译），《康德审美哲学概论》（1924，虞山译）等。评述西方美学史的论著，则有黄忏华的《美学史略》等。

在引进和融化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一些美学家开始思考并建构美学体系。他们最初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选择外国美学家的著作作为述作的间架，而后掺见自己的若干见解。这一时期，出现了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的三本同名著作《美学概论》和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它们可以称之为此种努力的代表。

吕澂（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的美学家和佛学家。《美学概论》是他1921年写成，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尝试构筑美学体系的著作。在此书中，他对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美的价值、美的观照以及艺术审美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初步的见解，成为近代中国有关美学体系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建构的真正开始。不过，其主要观点明显是介绍多、创见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20年代。

陈望道和范寿康的《美学概论》均出版于1927年。他们的著作同吕澂前书一样，以里普斯的“移情说”为理论框架，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内容及分类、美感、美的判断、审美经验与对象等美学基本问题。徐庆誉的《美的哲学》出版于1928年，他力图博采西方各派美学理论的优点，“将美学美术及美三大问题，合一炉而冶之，分析其同异，总合其大纲，叙述其历史，批评其得失；其目的在使读者对于美的问题，能得一系统的概念，以窥美的全部”。[27]

就对美学问题的探讨本身而言，上述各家相比之下，徐庆誉的著作后来居上，探索性更为明显，而陈望道的著作则较为系统和准确，这与他较早接受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美学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引进西方美学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译介和评述西方美学的学术理论队伍不断扩大。译文译著数量也是空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译著就有40本，欧洲和日本的美学著作各12本[28]。俄罗斯的美学译著也达10本以上。其中较为重要的译著有克罗齐的《美学原论》（1931，傅东华译）；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937，蔡慕晖译）；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1939，齐明译）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则有蒋径三的《新康德派的美学说》，朱光潜的《近代实验美学》等。

构筑美学体系的工作，在此期也得到发展。朱光潜的《谈美》，吕澂的《现代美学思潮》，李安宅的《美学》，金公亮的《美学原论》，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理论著述。

文艺美学，中西比较美学特别是比较文艺美学的显著进步，成为此期美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俞寄凡、张泽厚等人成绩突出。

宗白华是此期致力于中西比较美学研究的杰出美学家。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作《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文，以极富灵性的笔触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美妙之处及其中西艺术在美学上的不同追求，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期，中西比较美学方面的代表作还有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张其春《中西意境之巧合》，徐訏的《论中西的线条美》等。

邓以蛰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研究与宗白华齐名，当时有“南宗北邓”之称。邓以书法美学研究擅长，所著《书法之欣赏》一文，系统探讨中国书法美学，认为“书法者，人人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并力图从书体、书法、书意和书风四个方面来进行专门的阐发，提出了许多精到之见。

此外，丰子恺著《艺术趣味》、《艺术丛话》，俞寄凡著《人体美之研究》，张泽厚著《艺术学大纲》，也是艺术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最为杰出的美学家，当推朱光潜。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曾留学英、法、德等国。从20年代起即开始研究美学，终其一生从事美学事业，“他研究美学时间之长，问题之深入，理论之系统，著述之丰富，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29]。截至1949年，他发表有关美学的专著主要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诗论》，并译有克罗齐《美学原理》等。

《谈美》一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于1932年，是朱光潜写给青年人介绍美学知识的著作。它以深入浅出、活泼有趣的方式探讨美学理论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20年代西方美学的介绍作了一个小结，同时也为创建中国独立的美学体系做出了新的努力。正如有的美学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从他开始，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设才逐步摆脱了介绍多、创见少的局面，而进入了以自身阐述为主的阶段。由介绍为主到阐述为主，这是现代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一步。”[30]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是建立在接受克罗齐美学影响并对之加以修正基础之上的。其核心观点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同时，他强调审美与现实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则又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在当时都是富于创见的观点。

此外，朱光潜还主张人们应具有广泛的美学趣味，以充实生活。他提出“怡情养性”的美学功能说，崇尚“静穆”的美学境界，发展王国维的境界说，创发“诗境”论，总结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美创造规律，在美学王国里自由翱翔，取得了丰硕成果。无疑，他属于那种一生都沉醉在美的追求与美的研讨意义上的真正美学家。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民国美学得以继续发展。此期美学发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异军突起，它“为在美学界结束长期由唯心主义观点一统天下的局面吼出了第一声”。[31]同时，文艺美学的研究也继续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趋势。

这一时期，构筑美学体系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蔡仪的《新美学》，萧树英和傅统先的两本同名著作《美学纲要》，洪毅然的《新美学评论》等。重要的译著则有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朱光潜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等。

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上，此期最有贡献的是蔡仪。蔡仪（1906—1992），湖南攸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唯物主义美学家。1942年，他出版了《新艺术论》一书，1944年又写成《新美学》一书并于1947年正式出版。《新美学》是民国时期第一部建立唯物主义美学体系的美学专著。在此之前，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扬和毛泽东等人虽然都曾阐发过一些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并对有些唯心主义美学观念提出过批评，但这种阐发和批评均是零碎的。真正从美学方法、美的本质、美感到艺术以及美、美感和艺术的种类，系统地、多方面地揭露此前旧美学的矛盾，力图将美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体系之上的美学家，首推蔡仪。他在此书中对美学一系列基本问题，都做出了融会贯通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美是典型”等创造性见解。虽然，其学说总体上看尚带有一定的机械唯物论色彩，但却为今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对文艺美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主要有李长之、朱光潜、邓以蛰和钱钟书等人。李长之、邓以蛰重点观照于美术，代表作分别为《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和《画理探微》；朱光潜和钱钟书则侧重于诗歌和文论。前者的代表作是《诗论》，后者的名著则为《谈艺录》。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中西融会的美学眼光来研讨各种文艺问题，因而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