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烽火连天的战场并没有中断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反，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相应的文化斗争也更为紧迫，在某种意义上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引进，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从中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理论和实际的帮助。因此，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如翻译选题的趋时性和实用性，译述形式的通俗化和民族化等，并在这些方面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计翻译马列经典原著378种，占解放以前翻译总数532种的绝大多数。[11]其中，马恩列斯合著的汇编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等，也被翻译和介绍。特别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还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运动。与此同时，西方其他哲学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进展，一些哲学流派受到了学界的较大关注。为了推动中国人民深入了解西方哲学，1941年，以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设置专职的研究编译员。经过积极工作，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一流的译著，如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贺麟的《致多篇》、谢幼伟的《忠的哲学》、樊南星的《近代的哲学精神》和任继愈的《西洋哲学名著选辑》等。其中，陈康的工作最为出色。《巴曼尼德斯篇》乃是柏拉图对话中最难读的一篇，对理解柏拉图后期思想与前期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陈康以其深厚的功力将其译出，并加了九倍于原文的注释。这些注释包括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四项内容。该注释1944年出版后，受到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超出一般柏学注释家远矣”的力作，“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一新风”。陈康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12]。这一时期，一些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充分研究的学派，如逻辑实证论和新黑格尔主义，经过洪谦和朱光潜等人的努力，也传到中国，使中国读者得以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它们的形成和理论特点，从而填补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华传播的某些空白。还有一些学派，虽不是新近输入，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重视和宣传，如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抗战时期就被“战国策派”等大力宣扬，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尼采热”。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比前一时期少了一些，但其中有些优秀之作，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在内容上也更为精深了。尤其重要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对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体系产生了推动作用。无论是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等，都是东西方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西方哲学。
外国文学方面，从抗战全面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翻译和介绍苏联战前的作品以及世界古典名著为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期间，除继续前期的翻译介绍外，重点转向翻译英美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到解放战争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介绍得到了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译出外国文学作品（不包括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百余种，印数多达数十万册，是民国翻译文学史上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单是俄苏文学翻译出版就不下数十种。[13]这期间外国文学的传播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十分丰富，从西欧古典文学到当时反映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从古老的希腊文学到当时还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的文学，可谓琳琅满目。有些作品的传入速度相当迅速，往往是在国外应时而作，国内便应时而译，一作多译也不乏其例。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部分内容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后，翻译家陈瘦竹便立即译出一节并加以发表。美国作家萨洛扬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差不多刚出版，中国就有了译本。名著名家名译众多，也是此期外国文学输入的一个显著特点。俄苏文学译介方面，高植、梅益、曹靖华、耿济之、戈宝权等人大显身手，表现不凡。高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同郭沫若合译），梅益译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教育了几代中国人；曹靖华翻译的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系列作品，耿济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兄弟》，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选》等，均为出色的译作，畅销一时。此外，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名作，此期均有了较好的中文译本。姜椿芳等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茅盾组织翻译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丛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发挥了激励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作用。英美文学方面，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又以朱生豪的成就最为辉煌。朱氏为翻译莎剧付出了毕生心血，共译出莎剧31部，只剩3部半因英年早逝未及译出，令人惋惜。朱生豪的翻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流畅优美，在中国影响极大。冯亦代、朱雯、傅东华等人对美国文学的译介成绩突出。冯氏此期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朱氏翻译了赛珍珠的《爱国者》，傅氏翻译了密西尔的长篇巨著《飘》。此外，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和小说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此期也都被翻译介绍过来。在法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傅雷贡献最大。他此期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其他如赵瑞蕻译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高名凯译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等，也很有影响。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史专著、名作家谈创作等也有翻译介绍，如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美国阿弗雷·卡静的《美国现代文艺思潮》、苏联季莫非耶夫的《苏联文学史》、日本鹿地亘的文艺理论专著《艺术哲学》以及《列宁与文学及其他》、《马克思论文学》等，共计20余种。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进展。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等人的《社会发展史》，苏联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新历史》、《近代史教程》、《联共（布）党史》，苏联史学家柯斯铭斯基的《中世世界史》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的翻译出版。该书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史教科书，1938年在苏联正式出版，到1939年3月为止，已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8种文字，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此书中文本出版于1939年，并经博古校阅。1949年又出版了“干部必读”本，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时期，虽然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数量并不比从前有明显的增加，但经过整风运动和各种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得到普及和深入，这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如美国史学家班兹的《社会科学史纲》、汤姆生的《西洋中古史》、海思的《世界史》等。一些西方史学思想也得到介绍，如朱光潜多次撰文介绍克罗齐的史学思想。
这一时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定发展。以社会学为例，一些重要的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如李安宅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1937）、德国学者孟汉的《知识社会学》（1944），吴泽林等译《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1937），陶集勤译《社会学原理》（1942）等。经济学在此期最大的译绩，要数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译完巨著《资本论》。该工作开始于1935年，1938年大功告成，同年分三卷出版。其他学科也有不少名著译成中文的，如潘光旦1946年译竣出版的英国名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就是极有学术价值、备受学人推崇的高质量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出于战争的需要，此期引进的主要是些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科技。很多有关工程、钢铁、军工、化工、生物、通信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著作不断被翻译到国内，并在教学、生产和科研当中加以运用。如美国人鲁特的《工程数学》，美国人铁木生可、毛勒、普尔曼等人所编写的《工程力学》，夫赤楞的《工程画》等，均被译作大学教材。与此同时，盟国以及一些国际友人、民间组织采取多种渠道赞助中国的科学研究，扩大交流，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共同发展。抗战时期，国际科学交流主要在盟国之间进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频繁起来。其中，中美、中英科技交流尤多。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从抗战后期开始主要向中国输出技术，派遣战时中国最急需的公共卫生、水土、水利、电力、矿冶、机械等专业技术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生产建设，此外还赠送科学期刊、图书资料的缩微片，并将中国国内科学论文介绍到国外发表。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主要是通过李约瑟领导的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实现的。该馆一方面为战时中国科学界提供极为难得的科学仪器、药品、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则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战时的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些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不仅带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欧美人民的深厚情谊。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错综复杂，其中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包含有落后消极乃至反动的思想。如，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法西斯主义；有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它们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面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自身如何选择。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前几章已有谈及，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