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量增加。1935年华北事变后，则以压倒一切之势涵盖了当时的文坛。在散文创作领域，这种历史性转变非常鲜明突出。30年代杂文鼎盛一时，纷纷揭露日寇的侵华、亡华阴谋，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鼓动人民的抗日热情。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萧军、萧红等人的作品都笔锋犀利，泼辣生动，代表当时杂文的最高成就。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诗歌也出现高潮，散见于各诗刊、各大小文艺杂志及报纸的诗歌没有一篇不是关于国防和抗日的吟唱，涉及民族解放斗争的题材。田汉创作了著名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周立波的《可是，我的中华》以及田间、臧克家、艾青等的诗作，都汹涌着不可遏止的民族悲愤，表达着为民族解放献身的崇高愿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艾青曾创作过《春》、《太阳》、《黎明》等诗作。抗战开始后，他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诗作一扫往日的忧郁，燃烧起抗日救亡的烈火。1938年2月他创作了《北方》，同年4月，又创作了抒情长诗《向太阳》。这是诗人的第一首长诗，它更像是一首颂诗，“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1939年3月，艾青创作了富于抒情性的叙事诗《吹号者》，深情赞美那些为保卫国土而牺牲的战士。诗的本身就像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而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丽的形象，1940年5月，他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火把》，在较宽阔的生活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中跳跃着像火把一样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显得格外激动人心。他的其他诗作还有《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这些抗战救亡的诗篇不仅有丰富的意象群，而且有散文美，句式自由，内在韵律节奏强烈。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其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还有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和追求的讴歌。他的诗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
田间（1916—1985），安徽无为县人。1933年加入“左联”。抗战之前，曾出版过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等。抗战爆发后不久，田间去了延安，以后又长期生活、战斗在晋察冀边区。他是当时街头诗的发起人和坚持者之一，写出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著名的《义勇军》，色彩丰富，意境深远。他这一时期的诗，大都编入诗集《给战斗者》。诗集中的《给战斗者》洋溢着战斗的热情，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充溢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其他的诗篇也都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他的其他诗集还有《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她也要杀人》等。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李广田、卞之琳合出过《汉园集》，有“汉园三诗人”之称。他的早期诗歌形式整齐，音节和谐，韵律悠扬，意境完整，细腻缠绵，反复低徊。抗战爆发后，他的诗风有了明显的改变。1940—1942年间所创作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夜歌》。他到延安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1939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其他优秀的诗作还有《北中国在燃烧》、《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
光未然也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写出著名诗篇的诗人，他以写作朗颂诗和歌词见长。1935年8月，他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1939年3月，他在延安创作出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经作曲家冼星海谱曲后，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1940年，他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要求。
臧克家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淮上吟》、《泥土的歌》、《生命的秋天》等诗篇，讴歌抗敌将士，呼唤民族新生。之后，他又写出了《兵车向前方开》、《伟大的交响》、《匕首颂》、《桐柏山在迎望着》、《大别山》、《春鸟》等，这些诗篇具有史诗气象，气势凌厉，意境壮阔，热烈奔放，格调明朗。周立波的《饮马长城窟》和《无题》，还描绘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壮丽景象。
描写反映抗战救亡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小说家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茅盾、巴金、夏衍、老舍等。萧红的《生死场》以纤细而又带有几分粗犷的笔触，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间生活的变化和他们民族与阶级意识的觉醒。抗战爆发后，萧红在颠沛流徙中又写下了《黄河》和《旷野的呼喊》。写于1940年的长篇《马伯乐》则以冷峻辛辣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毫无民族观念、贪生怕死的庸懦形象，展示了战时另一种人的面目。萧军《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和日伪的激烈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过程，作品粗犷有力。稍后发表的《第三代》勾画了东北人民的反抗道路，气魄宏大，笔力遒劲。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背景粗犷浓重，抒情细腻柔婉，骆宾基的《在边境线上》，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或写义勇军的斗争，或洋溢着对祖国的眷恋。这些东北作家的创作预示了一个更为远大的未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个新的文学时代随即到来。抗战初期，随着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文学的主题风格也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各派作家捐弃前嫌，共同高歌民族的觉醒与奋起，文学运动呈现出一派少有的昂奋乐观气氛和慷慨悲壮的英雄色彩。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诗人们以粗犷、高昂甚至有些单调的歌喉呼唤着民族的新生和解放。郭沫若的《战声集》，王统照的《横吹集》以及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现代派的戴望舒、徐迟等也都卷入了抗战的洪流，写下了《元日祝福》、《我用残损的手掌》、《最强者》等爱国诗篇。
在全面抗战初期，文学运动的基本主题是描写新人成长，歌颂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和形成。它集中表现为两个侧面：一是正面描写国民党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敌，慷慨赴死，塑造在旧军队中蜕变的新军人典型。这些作品多以松沪抗战、台儿庄战役为题材背景，小说方面有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报告文学有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二是表现民众的抗战热情，尤其是农民在抗日烽火中的锻炼成长。突出的作品有曹白的报告文学集《呼吸》，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和红萝卜》，吴组缃的长篇《山洪》等。此外，巴金的《火》和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等也有相当影响。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忠实地记录了民族的情绪，没有忧郁感伤，也没有技巧的玩弄，但缺少史诗般的宏大深刻。
以武汉失陷和皖南事变为转折点，抗战文学的主题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开始显示出其史诗般的浓郁、凝重和博大。暴露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社会的黑暗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主题。茅盾的《腐蚀》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被腐蚀下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心灵告白，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血腥罪行和顽固坚持分裂政治路线的反动行径。手法新奇别致，用笔含蓄曲折，文辞机智闪烁，注重氛围的渲染和时序的颠倒错杂，隐喻、暗示、象征的广泛运用使小说扑朔迷离，神秘幽凄。宋之的《雾重庆》则以沉痛愤慨的心情描写了知识分子因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而没落。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以感伤的抒情笔法描写在卑微平凡的生活重压下的知识分子孤寂灰暗的心理。巴金的《寒夜》也表现小人物被生活毁灭的悲剧。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四川乡村政权的腐败和堕落。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的消遣》等作品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国民党后方统治的黑暗，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1942年，他还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小说以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为线索，写土豪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刻画和展示了各具性格的地方阶级群丑图，同时它还是一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野草”作家群的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人的杂文在新时代下也显示出勃勃生机。他们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明是非，论逆顺，辨邪正，既鞭挞了现实的丑恶，也揭破了历史的真相。
从抗战后期开始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继续着国民性探索的主题，在大力弘扬民族正气的同时，也犀利深刻地解剖着各种民族精神痼疾，将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与对民族新生的呼唤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写于1946—1949年之间（当时老舍在美国），它描绘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间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在广阔而又复杂的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它展示的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之一，显示的是历史发展的某些根本的规律，情节曲折复杂，众多的人物各具特色，喜剧与悲剧相互交织，借北平沦陷区一条小胡同里的悲欢离合，从容地反映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气度恢弘，容纳丰厚，是反映抗战救亡的文学中仅见的史诗性巨著。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钱钟书的《围城》，小说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擅长心理描写，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面貌刻画得精微入妙，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