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为宗旨的移风易俗
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移风易俗，以革命为宗旨。首先表现为解放妇女。当时农村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受旧习俗的毒害最深。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动员广大妇女奋起革命，必须首先领导妇女自身起来反对一切封建的风俗和习惯，使她们在革命中与男子一样起来参加铲除封建的斗争，只有这样，才是妇女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
根据地的妇女解放，体现在许多方面，如：男女平均分配土地；打破一切束缚妇女的旧礼教；废除买卖包办婚姻；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丈夫无理打骂妇女；妇女有参加苏维埃之权，男女有受同等教育之权利；男女工资待遇一律平等；青年妇女有言论行动的自由。根据地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动员、组织妇女参加妇女运动、苏维埃工作和其他社团活动，鼓励她们走出家门，投身实际斗争，以克服各种封建迷信观念与小农意识，做根据地的主人。根据地的妇女运动的内容非常丰富，如开办妇女劳动学校、训练班、识字班；组织妇女宣传队、宣传婚姻法、宣传放足等。
制定法令，以法律形式肯定在妇女问题上移风易俗的合理性，并规定其方向与主要内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制；禁止蓄妾纳婢；打破妇女守节制。此条例还废除男女婚姻中的聘金、聘礼及嫁妆，禁止男女五代以内亲族血缘的婚姻。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子满20岁，女子满18岁可以结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和童养婚”。对于妇女离婚和离婚后财产、子女的处理，条例也有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任何一方“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虐待他方者”、“不能人道者”、“以恶意遗弃他方者”等都可申请离婚[28]。离婚后妇女未再结婚，又无职业财产的，男方须给以帮助，至妇女再婚时为止，但最多以三年为限。妇女所带的孩子，则必须由男方给付生活费，至满16岁为止。这样，妇女的权益真正得到了保护。1944年3月，《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公布，替代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两者内容基本一致，但增添了“少数民族婚姻，在遵照本条例原则下，得尊重其习惯法”；“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具有离婚条件者，亦须于女方产后一年始能提出（双方同意者不在此限）”；“非结婚所生之子女，与结婚所生之子女享受同等权利，不得歧视。经生母证实其生父者，政府得强制其生父负责教养费”等内容[29]，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更趋完善。
根据地移风易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不卫生习惯。具体办法为：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有组织的分组打扫环境；焚毁脏物，清洗臭水沟；不吃腐烂的东西；掩埋腐尸，并对放过死尸的地方进行石灰水消毒；不与传染病人共吃共用，将病人送往医院治疗。以后又开展卫生防疫活动，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更有力的措施，防止反动分子利用群众的迷信观念大造谣言，说什么天灾人祸的流行，只有诚心拜佛才能免除，把清洁卫生变成群众运动。以后，陕甘宁边区又先后颁行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系统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规章，对其加以立法规定。
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还反映在禁烟禁赌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发布《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从反毒品和扩种粮食两个方面，讲明了禁种鸦片的理由。同时组织人力，每人备一把镰刀，集体行动，去帮助农民铲除烟苗。对于煽动群众种鸦片的坏分子则予以严厉处罚，对抗除烟苗者予以制裁。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还制订了《禁烟禁毒条例》，将毒品分为鸦片、吗啡、高根、海洛因、各种烟毒配合或化合丸药这五类。规定吸食毒品的人，30岁以下的，限期三个月戒绝；40岁以下的，限期六个月戒绝；60岁以下的，限期一年内戒绝；60岁以上的，须于两年内戒绝。对于贩毒者，处以罚金并判刑，情节严重者可判死刑。
对于赌博，根据地政府也严加禁止。
为破除群众中的封建迷信观念，革命政权除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外，还发动进步群众砸神像、禁鬼神、扔祖牌、驱神汉。同时，运用专政手段打击、取缔影响很坏的一贯道等迷信团体的迷信活动。以后，还颁布法规，规定那些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无知群众破坏革命政权的要判处死刑。
总之，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认真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它破除了群众中的一些封建迷信观念，如宗族家族观念、大男子主义、天命论、宿命论等。
其次，使婚姻习俗发生了本质变革。通过改变婚姻制度，妇女权利得到普遍保障，使根据地的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摆脱了世俗的偏见，提高了社会地位，激发了她们的解放意识，使妇女在革命根据地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真正发挥了半边天作用。
最后，促进了根据地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群众养成了过有组织、有秩序的文明生活的习惯，也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使其更倾向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