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便利的新式交通
清朝末年，中国就已呈现新、旧交通并存并立的局面，只是到了民国，新式交通日益发展，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旧式交通则因自身的不合时宜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保留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新式交通即西式交通，从广义上讲，是指陆运之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水运之轮船；空运之飞机以及邮政、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等。
民国建立伊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积极倡建新式交通。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中国的新式交通业有了较大发展，老百姓“行”的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在陆运方面，民国初年，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由于战争频繁，破坏力巨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无力筑新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天下稍定，国家路政建设有了发展的契机。国民政府正视现实，除中央筹资修路外，还准许各省政府根据本省交通的需要，报请中央批准后，自己筹款或省营或民营来修筑新铁路。这样国营、省营、民营铁路同时并进，以期遍及全国的铁路网早日建成。就实际情形看，江浙、山西、东北地区的铁路建设较有起色。江浙新修了杭江铁路，阎锡山在山西新修了同蒲铁路。同蒲路具有“只出不进”的特点，其轨距与其他铁路相同，但它用的是32磅的钢轨，与普通的55磅钢轨不同，“每轴载重，正太为14吨，同蒲路为8吨半，约占其半，车钩高同”[7]。这样一来，阎锡山的火车可在其他路上行驶，而一般的火车却无法驶上同蒲路。东北的铁路网最为发达。据192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铁路总长约12000公里，而东北铁路总长就有6000多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的半数。
朱德骑自行车像
中国公路的建设，在民国时代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2—1931年，1932—1937年是第二个时期，八年抗战是第三个时期。民国建立不久，多数省份都开始修建公路，从事军运和长途汽车民运，其形式有省办也有民办，民族资本汽车运输企业不断涌现。这样到了1930年，全国公路已长达27000多公里。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公路处”，具体指导全国的公路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32年到1937年，中国新筑公路2万多公里，完成了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汴粤、京陕、洛韶九大干线及其百余条支线的修建。这时全国公路已达10余万公里，初步形成一个全国互通的公路网。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筑路计划已无法实施，国民政府因时而变，将“公路处”并入交通部，重点修筑对抗战有战略意义的西北、西南公路。
1930年上海南京路
汽车是公路运输的重要工具。民国时行驶在中国公路上的汽车，几乎全是进口货，其中又以美国通用公司的“雪佛兰”、克莱斯勒“道济”以及福特汽车厂的福特车最为有名。翻开当时的报纸，这几种车的广告比比皆是。“道济新六缸车各部件的构造，机件的装配俱含有美满的特色。道济汽车周身之坚固，大梁之结实，舵轮之灵便以及车膀子之良美，俱能表显道济汽车精良的成色超群异众”[8]。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也不甘寂寞，前者宣传自己的新款“雪佛兰”很受欢迎，“新雪佛兰之畅销实超出最乐观之预料，盖今年九月新车之造至一百万辆”[9]；后者经过长期努力，使福特车的销量在20世纪40年代位居中国第一。
火车的通行，使百姓可以自由地往返各地。汽车的大量涌入中国，则促成了中国众多的长途运输公司的建立，而这又便利了人们的行止。
在水运方面，民国建立以后，除原有的轮船运输公司如轮船招商局、宁绍商轮公司、日清汽船会社等外，一些新的公司如民生公司也纷纷成立，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拿民生公司来讲，它于1926年由卢作孚创办，20多年后，已拥有140多艘轮船，总吨位达5万多吨。各轮船公司，在中国沿海、内河联手开辟了很多航线。沿海航线以上海为中心，北为北洋航线，南为南华航线。北洋航线的主要口岸是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营口。其航线有上海—烟台—天津，上海—海州，上海—青岛，上海—营口，烟台—大连—天津，大连—天津—上海等。南华航线的主要港口有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其主要航线有上海—宁波，上海—温州，上海—福州，上海—泉州，广州—澳门。至于内河航运，也以轮船为主，木船已担当次要角色，主要用于短途或中短途载客，就航运的范围而言，北至鸭绿江，南到珠江，都有轮船在行驶营运。
在空运方面，1929年，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不久，欧亚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也宣告成立。中国航空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它在中国开辟了三大干线、十几条支线。三大干线是沪平、沪粤、沪蜀线。沪平线飞机自上海起飞，经南京、济南、天津最后到北平；沪粤线是从上海出发，经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到达广州；沪蜀线由沪汉、汉渝、渝蓉三段组成，由上海到武汉，武汉至重庆，最后再由重庆至成都。除国内航线外，还开辟有国际航线，直抵美国、菲律宾。欧亚航空公司于1931年成立，为中德合资，其合作伙伴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开辟了两条定期航线和五条不定期航线。两条定期航线是北京—广州、包头—兰州线，五条不定期航线是西安—天水—兰州、安西—平凉—兰州、兰州—凉州—肃州、肃州—西安—哈密、长沙—衡阳—广州线。西南航空公司为中国独资企业，老板为陈济棠，成立于1933年，辟有五条航线：广州—龙州—环州、梧州—贵阳、南宁—昆明、广州—福州、广州—钦州线。
民国时期，中国境内还有一些航空公司，如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后建立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以及抗战结束后陈纳德创办的“中美民用航空公司”等。
就乘坐飞机的乘客而言，多是公务人员或有钱人，一般老百姓是坐不起的。
综上所述，伴随着西风的东渐和中国趋向现代化的发展，民国时期民众的生活习俗较前相比，在某些地域如城市地区，某些方面如衣、食、住、行，某些人群如非赤贫阶层中有了较大的变化。在保留了一些传统内容的同时，在总体上“西化”了。
谈到民国风俗逐渐“西化”的原因，很多人只从宏观上去找，这有其道理，但并不能解决一些微观现象问题。要解决后者，还必须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人们的赶时髦心理。
民国建立后，人们多愿意穿西服、食洋菜、住洋房、坐汽车，这可称之为赶时髦了。这种赶时髦是一种惊人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潜在的推动力。它与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能迅速而广泛地影响到多数人，改变世人的生活习惯。
当然，赶时髦并不是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正如民国时人们穿西装、吃西餐并不等于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但赶时髦确实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育生长。社会组织越先进，时髦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反之则越小。因为在一个很少变化的社会里，诸事诸物皆照旧，人们相互之间也都很了解，人们就很难产生赶时髦的心理。民国时期，社会组织较以前发达，社会财富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增加，且在分配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新式家庭地位已经确立，赶时髦的心理有了生长的肥沃土壤。而且，它并不只是新女性和公子哥们的特有物，它在当时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实现生活现代化的一种激励力量，只是各有轻重罢了。对此人们只要看看西式衣、食、住、行的普及率就会明白这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