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的进步

在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大众语运动等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民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12年，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首次较为全面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各个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探讨，为以后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路。此后陆续有人对国外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了介绍，采取的主要是译述方式，也有一些根据域外某种理论框架自编而成的著述，其中比较出色的有黎锦熙的《国语学讲义》（1919），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和《语言学概论》（1934）等。这些著述虽然在高度概括一般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在从汉语研究或汉藏语研究中总结出若干语言学理论方面还做得不够，但在使用汉语事实说明、补充外国现代语言学理论，或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现象、认识汉语规律，乃至在各分支学科某些局部的理论研究方面，却取得了较大成绩。[5]

汉语语法学是民国语言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研究的重心较多地放在构建各自的语法体系，以及对一些具体语法事实的分析描写上，同时对汉语语法理论的探讨也有可喜的收获。1922年，陈承泽著《国文法草创》，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研究语法的普遍原则，对古汉语语法也作出新的解释，特别是概括词类转化现象时，提出了“活用”、“本用”、“非本用的活用”三类不同情况，并最早使用“致动”、“意动”的理论来说明古汉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吕叔湘语）。与此同时，胡适著《国语文法概论》，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成为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代表性著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法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理论专著，即何容的《中国文法论》，开展了一场积极的“文法革新讨论”，还建构了三套新的汉语语法体系，这三套体系的建构分别体现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论》与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几部名著中，从而为认识中国语言的语法规律作出了贡献。

音韵学的研究在民国也取得很大成绩。章太炎和黄侃是此期传统音韵学的最后继承人与高峰。他们在古韵分部的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也走到了终点。五四以后，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条路子，一是以钱玄同、汪荣宝、魏建功等人为代表，他们有深厚的传统音韵学功底，又接受了某些新的语言学观念，能够因旧变革，开创新境。钱玄同著《文字学音篇》（1918），是影响较大的承上启下之作，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是率先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等材料，以比较法研究音韵学的首篇专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音韵学界的震动和争辩。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25），也是受国内外推崇的研究音韵发展史的名著。

民国音韵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子，则以罗常培、王力、李方桂、陆志韦、张世禄等人为代表，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受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予以修正补充，对音韵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高本汉是瑞典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始于1915年，成于1926年，用中国语言学史的旧材料和现代方言的活材料，构拟中国的古音。在工具上采用“音标”，方法上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这种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对中国音韵学的进步推动极大。乾嘉学术大师段玉裁曾研究出“支、脂、之”在古音中应该是不同的三个韵部，但为何不同，怎样的不同，却至死也未弄清。而有了音标和比较研究法后，可以用音标标出“支、脂、之”三个韵部的不同音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后由赵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译成中文出版。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错误的地方都征求著者的同意予以更正，有些原著不够充实的地方，他们还加以了必要的补充。该译著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水平。此外，罗常培著《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五代西北方音》，王力著《中国音韵学》，陆志韦著《释中原音韵》，张世禄著《中国音韵学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如果说音韵学研究侧重于构拟古音，那么，民国语音学的研究则偏重于现代“国音”，即国语语音。重要的著作有高元的《国音学》，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等。在语音学理论研究方面，赵元任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所著《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一文，是普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问世以后一直是各国语言工作者的必读文献。刘复（半农）则是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所著《四声实验录》（1924），运用实验语言学的仪器和方法研究汉语的四声，指出汉语声调与音强弱无关，而与音质、音长有某种关系，但不起决定作用，决定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他还进一步指出，两音之间的移动是“滑动”，而不是“跳跃”的，这是首次给汉语四声以科学的解释，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方言方面，章太炎的《新方言》（1919）标志着传统方言学的结束，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则堪称现代方言学的开山之作。赵元任首创“方言调查表”，带领学生调查了江浙33个县市方言，撰成此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将其同时与《广韵》音系和“国音”即北京话音系作纵横双向的比较，以寻求语音演变的规律。这种既重视历史的纵向比较，又注重共时的横向比较的方法，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影响极大。1948年，赵元任、丁声树等共同调查撰写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描绘了湖北方言地图，成为我国第一部有详细方言地图的著作。此外，罗常培的《临川音系》和《厦门音系》，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繁荣是民国语言学的一大特点。它与此期国内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民族学研究蔚然兴起，语言学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因素都有关系。从语言学自身的角度来说，它则是语言学家注重方言研究的自然延伸。面对少数民族语言那些有待开拓的广阔沃土，不少语言学家不避艰难，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王敬如、傅懋勋、袁家骅、马学良等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王敬如著《西夏研究》（1932—1933），对西夏语及西夏文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讨和详细论述，曾荣获法国院士会授予的“儒莲奖”，赵元任和陈寅恪称这部著作使西夏语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傅懋勋著《纳西么些语研究》（1940—1943），深入细致描写了纳西语的语言系统和语法系统。袁家骅著《窝尼语音系》和《峨山窝民语初探》（1947），开创性地探讨了哈尼语的语言系统，变调规律，语法规则和特点。此外，邢公畹研究布依语，著有《远羊寨仲歌记音》（1942），马学良和高华年研究彝语，分别著有《撒尼彝语研究》（1946）、《黑彝语法》等，都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词汇和修辞研究也有较大发展。词汇的研究正处在从传统训诂学向词汇学的新系统演化过程中。它一方面注重探讨“语根”、“词源”，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研究词汇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对近代和现代汉语语词进行研究。沈兼士和杨树达在前一方面做了大量具体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沈兼士，他注意整理前人的声训材料，以归纳出“语根”，然后据此建立“汉语字族学”，试图以“语根”为纲全面描写汉语的古义。虽然他过分强调“声训”，仅以语音的联系来建立字族，有其危险性，但在方法上他确较前人有所发展，对后人有所启发。黎锦熙是近代汉语语词研究的有力倡导者，他1929年著《中国近代语研究法》，主张研究近代文学作品的语调，同时探明唐宋以来词语的流变，以弄清“现今标准的国语之基础”。为此，他还主编了《国语大辞典》。吕叔湘在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研究特点是着重探究近代汉语虚词，而这种研究又与语法紧密相关。其代表作有《释您、俺、咱、附论们字》，《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后来他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初稿也成于20世纪40年代。此外，王力的《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高名凯的《中国语的语义变化》，张世禄的《语言变化与“同义异词”的现象》等，也是这方面的出色之作。

我国古有修辞研究的传统，但修辞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进入民国以后。民国修辞学研究大体有两股潮流：一股以胡怀琛、金兆梓、曹冕和宋文瀚等学者为中坚，主要继承我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代表作有胡氏的《修辞学要略》、金氏的《实用图文修辞学》，宋氏的《国语文修辞法》等。另一股则以陈望道、唐钺等人为代表。积极引进西方和日本修辞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称为“革新派”。主要著作有唐钺的《修辞格》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特别是《修辞学发凡》一书，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了较为科学的说明，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及其不同要求，还进一步将“积极修辞”分为辞格和辞趣，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出38种修辞格和“简约繁丰”、“刚健柔婉”等8种对立统一的文学风格。在选例上也同时照顾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修辞学研究。

此外，语言文字的改革也是民国语言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前文已有专述，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