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
尽管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但直至五四运动前，近代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仍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有所改观。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稍加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史学文化遗产，并努力使二者融会贯通，努力建设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纷纷涌入。当时出版了多种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译著，除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的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张宗文译法国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薛澄清译美国弗林（F.M.Fling）的《历史方法概论》等。
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探讨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起了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史学家写出了一批有关史学原理、史学方法的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和《历史统计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史地新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罗元鲲的《史学研究》，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等。当时，各地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如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就请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还请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
20世纪20年代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在“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前进和“文化共业”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这种对进化论及因果律的怀疑，与其前期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相比，无疑是一大变化。梁启超史观的前后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思想界盛行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继续论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他指出近期史学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客观资料的整理，表现在对史料重新估价，如以往不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归为史料，以往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重加鉴别，被弃置散佚的史迹，须通过各种渠道“钩稽”出来；二是主观观念的革新，从“一人一家之谱录”的狭隘范围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的史学。他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基本主张：史书应供一般民众阅读，而不是仅供帝王、人臣和少数学者阅读，作史不是只为藏诸秘府、名山，而要为“国民”、“民族”服务；把以死人为本位的史学改造为以生人为本位的史学；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史实要忠实于客观，不能为了“明道”、“经世”、“为亲贤讳”而强史就我，颠倒事实；既要取资于旧史又要对旧史重新估价，对史迹多作搜补考证的工作；要全面再现历史，不能孤立地叙述史事，要说明历史背景，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区分一般史和专门史。他认为建立新史学必须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方面的条件。史德除过去讲的心术端正，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事实，持论客观；史学即善于挖掘、搜集材料，“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包括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能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两种精神；史才是指“作史的技术”，即文章的构造、文采等。
梁启超重视研究和编著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等5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判断真伪，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作了论述。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中西兼采，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的辨伪、考据等与西方近代的归纳法、演绎法综合运用。还主张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认为统计学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也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还提出了编著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对专史、史学史、方志学等也作过一些论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适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宋儒的怀疑精神和乾嘉学者的考据手段，吸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任意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偶然因素的凑合，就像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他反对把经济基础作为“最后之因”，提出“思想”、“知识”都可以支配人生观，都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他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胡适在《实验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等文中，论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把这一方法分为疑难产生、指出疑点、假定、假定试用、证明五个步骤。指出对于习惯传下来的习俗，古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可进行怀疑，都可以提出疑点，可以进行大胆的“假设”，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求证”结合起来。他尤其提倡疑经、疑古。主张对儒家经典持“质疑”、“纠谬”的态度，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盲信《六经》。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都可以先放过。1921年，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对提倡信古、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1933年，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纲要》。1945年，吕思勉出版了《历史研究法》。此书谈到要重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信仰。一些史学家还开始反思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探索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规律，撰写了10多种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著。金毓黻、魏应祺各撰有一部《中国史学史》，两书均在1944年出版；周谷城撰《中国史学之进化》；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顾颉刚撰《当代中国史学》，这些著作是我国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批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