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化论争
戊戌、辛亥时期，资产阶级文化曾同封建文化进行过一定的斗争，但它还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与政治上的复辟帝制相一致，在文化思想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这种政治复辟和文化复古的逆流促使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而与之抗争，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因之而起。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初，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往北京。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人也为之撰稿。《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结合，扩大了阵地和影响，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在该刊的影响下，《新潮》、《国民》、《湘江评论》等一系列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兴的进步社团如武昌的“互助社”，长沙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也不断产生，一时蔚为风气。
《青年杂志》、《新青年》、《新潮》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呼唤现代意识，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文中号召青年以“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锐气，抉择人间种种思想，并提出明辨是非之“六义”，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文章郑重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以民主和科学为宗旨，为武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治则自由亡”，主张用科学办法和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偶像和迷信，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起“真实合理的信仰”。
胡适像
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孔子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鲁迅、吴虞、易白沙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和论文，揭露礼教的罪恶，尖锐地批判忠、孝、节伦理道德的危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对妇女解放、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发起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其纲领之作。他们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建立起“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变革。此外，在教育上，他们还掀起了平民主义教育运动。一时间，运动波及文化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继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文化的一次激烈交锋，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对中国人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觉悟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运动的倡导者们没能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运动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新思想新文化未能深入到民众中去。同时，有的领导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等还存在着从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明显缺陷，这对以后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产生过某些消极影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发展，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趋于激化。在五四以前，激进民主主义者与孔教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展开了多次争论，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尊孔与反孔之争、《新青年》与《东方杂志》间的文化论辩以及“林蔡之争”。下面，就对这几次论争的内容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