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与社会进步

民国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强有力的反作用。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总是相伴而行，无论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往往都以文化运动作为先导，因此，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利用了中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孔教伦理、君主观念；五四时期顽固派反对女子上大学、男女同校，直至停办北京女高师，也是由于歧视妇女的封建礼教还在发生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将殖民主义文化和中国旧有的封建文化糟粕两相结合，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制造汉奸、培养顺民；[25]此外，崇洋媚外意识的泛滥导致大量洋奴，封建迷信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束缚等，都在说明这一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26]，从而成为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的巨大阻力。与此相反，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则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源。

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对各自阶级所代表的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和运用都是十分自觉的。反动势力如此，革命和进步势力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27]；又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28]。这种自觉，集中体现和强化了民国文化的政治品格。

在民国时期反对专制独裁的历次政治斗争中，新文化都发挥了思想激素的政治功能，对维护国家形式上的民主政体，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由于民主人权的文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时期，任何公然不顾或抛开这种政体、行为所欲为专制统治的人，都必然违背人民的意志，都只能被以它的名义掀起的民主运动所打倒。袁世凯、张勋之流帝制复辟的丑剧昙花一现，即是明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始终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大陆土崩瓦解，也是最好的说明。相反，中国共产党由于顺应了时代民主文化的潮流，虽然历经曲折，但民心所向，最终依然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

同时，新文化在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改良社会生活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文化的影响下，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得到了相当的改变，妇女走出家门，自由恋爱结婚，获得独立的职业，从事社会活动，甚至参与政治，均已成为社会的常态。不仅如此，民国还出现了像宋庆龄那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像史良那样杰出的女律师，像潘玉良那样杰出的女艺术家。至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不言而喻。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或引进的一系列新成果，都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各工农业部门。如电力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30年代后，随着电力科技的进步，电力开始广泛用于工业生产，电力电信工业作为一门新兴的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化工方面，侯德榜制碱法的发明及其开发利用更是典型的例子。其他如机械、钢铁、煤炭、纺织等工业，由于新技术手段的不断采用，也都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于农业方面，在引进“火犁”，部分使用了拖拉机、脱粒机、机械灌溉、改良新式品种之后，生产能力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凡此种种，都无不得益于新文化之赐。

民国时期，不绝如缕的各种进步文化思潮和运动，对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进化论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而深远。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效法的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那时，也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张，但他们都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他们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29]，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本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彻底的斗争纲领、新的斗争策略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方法，并最终形成了独立系统的毛泽东思想，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30]这是完全符合实情的。民国时期后来有的学者或政客在指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时，认为它完全是从苏联输入的革命，是人为挑起的阶级斗争等，这些虽然不过是误解中国国情的错误之谈，但从反面也说明了这一主流文化对民国社会变革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另外，民国时期，出于对“民主”、“科学”的不同理解和对改造社会道路的不同选择，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力宣传自己文化主张的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加以尝试。如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各种改良主义的实践等，它们虽然偏离了中国革命的主线，有时还难免同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矛盾和斗争，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提高社会文明等方面，也都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民国文化对于社会的反作用，还体现在民族救亡的文化宣传上，体现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激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复兴之光。同时，这种成长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救亡文化又反过来带动了社会的急剧变革，有力地促进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反抗外族侵略，爱国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纷纷走出书斋，成立和参加各种群众文化组织，“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病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31]，用演讲、歌咏、戏剧、播音、出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宣传画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使革命救亡的文化宣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曲《松花江上》不知使多少人为国破家亡落下凄伤的热泪；一首《大刀进行曲》不知使多少人热血沸腾；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则使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儿女，为了共赴国难，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民族新的长城。各种抗战戏剧所发生的影响也一样巨大。正如剧作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32]所有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高尚的文化活动，启迪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奋起自卫、救国救亡的热忱，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革命救亡文化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了，一改原来一盘散沙般的分散无组织的状况，民族的精神风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空前高涨，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遏制的反抗洪流，不仅日本侵略者为之震惊，也赢来了世界人民的钦佩和同情，最终获得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得之不易的条件。

冼星海像

抗敌剧团在武汉江汉关前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