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意识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活跃

时至民国，人们不仅已明确意识到现代意义上“文化”的存在，文化概念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和使用，而且文化问题本身，也已受到社会一般人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普遍重视和讨论，并被视作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样一种社会性意识，应当说在清末时尚处在萌芽状态，它的真正形成是进入民国以后，确切而言是五四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播共和龙种，收专制跳蚤”的黑暗现实，许多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仅是政治制度的单一变革，即使是这样一种变革，如果得不到文化变革的支持，也只能是种豆得瓜、一事无成。民初进步报人黄远庸还在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夕，就曾痛苦地反省道：“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者，无往而非迷妄”，主张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作“根本救济”。其办法是“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乃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梁启超所谓“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也都是同一种思路的时代表达。海外汉学家林毓生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是基于此种思路，一场深刻反思和整体批判传统文化、呼唤从文化深层进行价值变革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存在着不适当的夸大，但是从文化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却反映了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从此，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思想武器，在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化问题得到了社会真正的重视。“文化”一词满天飞舞，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文化运动也接连不断。一些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被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讨和争论，如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东西方文化之间、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有，怎样树立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倡何种社会风尚和怎样建立此种社会风尚等问题。通过争论，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也因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行列。《文化哲学》、《文化学概观》之类的研究专著纷纷出版，对诸如文化的定义、结构、特性和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学术探讨并有所收获。文化学成为专门学科，是当时中国社会现代文化意识勃兴的重要表现和必然产物，而这种文化意识的兴起本身，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随着对文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也能够更加自觉而有效地借助思想宣传和文化运动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导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变化对民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至今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估计。

文化传播是文化得以影响社会的途径。民国时期的文化传播业已相当发达。同晚清时期相比，新式传播工具如新闻报刊、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电影等，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十分巨大的进步，有些功能极强的文化传播手段如广播电台等，晚清时期尚未出现于中国，此期也已达到相当水平，因而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借助于这种发达的传播工具，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文化，均可以在社会上加以传播，产生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也较清末时更加壮大，分工更为明确细致，成分更为复杂。一方面，此期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大多结业，留学国外者也纷纷回国，而日益成熟的现代教育体制，又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着这些人才。加上社会文化传播业的发展又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可以不再以“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主要选择，而是更多地走向社会，进入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法律甚至实业领域，成为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群体。据有的学者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少于300万人[24]，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创造文化、变革社会的能动力量。这群新型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成分也较清末时复杂得多，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是依附于军阀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无论是哪类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都十分活跃，不仅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学会组织或专业研究会，如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新闻研究会等，以推进学术文化的研究和应用，而且成立了带有各种政治和文化理想的社会文化组织，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佛化新青年运动协会、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发起社会文化运动，以影响社会和变革政治。五四以后，甚至还出现了大批走向民间、走向工农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他们深入到社会底层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或动员，从而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变革，推动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