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成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通史、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通史方面，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上、下册分别在1941年和1948年出版，这部著作依次叙述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的图腾社会、“尧舜禹”的氏族社会、西周的初期封建社会至秦汉以后的诸封建王朝，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著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他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在国统区上海出版。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一部系统论述先秦至鸦片战争的通史著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之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认为“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夏商是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建立的过程”；“商汤革命，是私有制的进一步完成”，因而“商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从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作出解释。首先，强调由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尤其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其次，批判了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以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如从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因袭嬗变说明三代不是循环不前而是不断进步的，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不是没有发展而只是进展缓慢；再次，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表述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起义，在涉及民族矛盾时，着重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等。翦伯赞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史前史和殷周史，论证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第二卷是秦汉史，论证了秦汉是中期封建社会。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重视考古材料，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吴泽在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简史》，扼要叙述了中国史前时代至七七事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特点。后经增补扩充更名为《中国历史简编》。此外还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1940）、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等。我国第一批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逐步趋于成熟。
中国古代史方面，研究较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原始社会史研究又有新作问世，出版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1943）和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是许多人关切的领域。郭沫若于1942年4月发表了《殷周奴隶制度考》一文，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的观点。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和《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对古史的分期和划分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范文澜在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殷代在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了封建社会。尹达等也参加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对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华岗、吕振羽、吴泽等参加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则强调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史实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范文澜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册，此书阐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阶级走了两条不同路线，“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投降路线”，揭露了清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行径，讴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部著作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体系和线索。胡绳于1948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揭露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分析了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损害。上述两书以大量事实阐发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华岗在1940年出版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旨在坚定和增强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了张闻天主持编写（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此书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叶蠖生于1939年编著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该书分5章：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革命低潮时代1927—1930）；新高潮时期苏维埃之巩固与其扩大（1930—1934）；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全国红军大转移——长征与会合（1934—1936）；陕甘宁边区之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1936—1937）。它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十年内战期间苏维埃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政策转变的全过程的著作。整风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学习、研究党史的高潮。为配合干部学习党史，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六大以来》成书于1941年12月，收录从1928年7月至1941年11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会议纪要、决议、指示、声明、通告、电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各种文献556篇，280多万字。《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编印，共收入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99篇，136万字。整风运动期间，出现了一批研究党史的著作，如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专门著作；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全面开展。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共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秦汉之际的儒者》、《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书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青铜时代》等10篇论文，3篇附录，诸篇文章的考证对研究先秦思想史是颇有学术价值。《十批判书》则偏于学术的分析，该著作收集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秦王政的批判》等10篇论文，考察了先秦诸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渊流、思想观点及相互关系等，形成了著者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体系。郭沫若倾向于尊孔抑墨，这种观点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县人。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起于殷代，终于战国，是一部先秦思想史专著。此书注重以古代社会史为基础评估古人思想，具体分析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概念，对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作出了独到的评论。《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全书分3篇，分别论述17世纪清初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着重发掘宣传近300年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颙、唐甄、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史的拓荒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外庐和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等人计划编写一部从古代到五四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与杜国庠、赵纪彬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底本，很快完成了第一卷，于1949年出版。第二、第三卷编写时，邱汉生参加，也于1949年前基本定稿。前三卷分别是先秦、两汉、南北朝部分，内容较为丰富，尤其是第一卷，集中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各方面的成就，其中，对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发掘尤为深入。后来，侯外庐把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鸦片战争前部分加以充实和修订，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鸦片战争后部分更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并约请白寿彝等撰写了隋唐至明末的第四卷上、下两册。可见，《中国思想通史》五卷6册除第四卷外，初稿均于民国时期编写。
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专著还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三民主义研究》（1941）、《鲁迅思想研究》（1946），李平心的《论鲁迅思想》（1941年再版时改为《人民文豪鲁迅》）、《近代社会思想史》（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44）及范文澜于1940年秋在延安新哲学会上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
中国民族史方面，吕振羽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了驳斥，提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还有一些次人种成分如所谓高加索人种，指出每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发展变化都会融入和混合其他民族的血统，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汲取中国各民族的血液，这本书也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纯雅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否定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大汉族主义。
通俗史学方面，除了郭沫若所写的《屈原》等5部大型历史剧外，抗战时期的通俗历史著作还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等。
综上所述，1937—1949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基础逐渐成长和成熟，撰写了一大批既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并有独立学术见解的史学论著，可谓研究成果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