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与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推动
伴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与民国的创建，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潮在神州大地上广为蔓延，上自总统孙中山，下至普通知识分子，都热心于兴办实业，发展科技，以实现近百年来的救国、强国梦。我国早期的现代科学组织，就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科学社。
1914年6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秉志、赵元任、杨铨、胡适、周仁、章元善、金邦正、过探先等人，受国内形势的鼓舞，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组织。
为了扩大宣传，制造舆论，他们首先集资编印了一份《科学》月刊，先是在国外发行。1915年1月，在他们的努力下，《科学》杂志又移办国内，正式同国人见面，成为了民国第一份有影响的自然科学专刊。
经过一年的筹划，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举行了成立大会，任鸿隽等5人当选为董事会理事，并由任氏兼任社长。
从学社的成立及早期工作来看，留学生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各大组织、机构以至各门学科的开创者，几乎都是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还培育、影响了大批后继者，为现代自然科学事业的持续稳步前进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社一创立，便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宗旨——“联系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此，他们将总部由美国迁回国内，并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壮声威。著名实业家张謇及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均成为了它的名誉社员。
学社内部按专业类别分工管理，到1919年，已有农林、生物、化学、物理、数学、土木、经济、机械、矿冶、医药等专业学科，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促进学术，中国科学社还定期举行年会，大力开展各类学术咨询与演讲活动。其中，在江苏南通举行的第七次年会，规模宏大，气氛热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一大批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謇、马良、熊希龄等都应邀加入了学社董事会。
学社十分重视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先后多次派代表参加当时的国际科学会议。如1926年8月，著名植物学家张景钺便受派前往美国参加在绮色佳举行的国际植物学大会。3个月后，学社又选派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泛太平洋第三次科学会议。同时，学社还积极邀请国外的科学家前来中国讲学，传递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中外科技交流得以不断扩大，学术上的闭关自守局面进一步被打破，这成为民国时期我国现代自然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此后，许多在国外久富盛名的科学家，如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尼·玻尔，美国生物学界的泰斗尼登等，都曾前来中国讲学。国内学者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张宗燧等，也都曾受派赴欧美留学、访问，归国后，便成为各自学科的骨干力量。事实上，民国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是在直接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随着中外科技交流的扩大，我国的自然科学事业已经逐渐融入到世界科技发展的洪流之中了。
大力创办专业刊物，向国人传播科学基础知识，是中国科学社的又一重要活动。除已有的《科学》月刊外，学社又先后创办了《科学画报》、《论文专刊》、《科学丛书》及《科学译丛》等专门刊物。截至1950年，仅社刊《科学》上，就刊载了国内各领域研究人员的论文3000余篇。
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然科学研究组织，它的创建，堪称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科学社成立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就爆发了。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对我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这一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它极力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功利性，把科学看成是救国救民，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科学万能”，“科学救国”之说一时高唱入云，它是科学功利性与时代需要的最高结合。这种认识虽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却大大增加了人们追求科学的热情，激励着无数青年献身于科学事业，成为其勇攀科学高峰的强大信念。同时，它强化了科学活动的主体人的现代性，即自主性、自强性、进取性、参与性和开放性，又为科学的发展造就了基本的思想前提。
其次，五四启蒙运动对科学的倡扬，还直接推动了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新文化运动者们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努力做输入西方科学，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在这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前文所提到的《科学》杂志。《科学》本着专精与普及相结合，介绍科学原理与实用知识并重的办刊方针，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对世界科技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介绍。尤其可贵的是，它还刊发一篇篇专论，如《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与德行》等，具体阐述了科学对振兴民族的巨大作用，并探讨了中国科技落后和人才培养等问题，一时赢得海内外的广泛赞誉，成为民国成立以后行销最广的学术刊物。
这一时期，除了像《科学》这样的专门性刊物外，《东方杂志》、《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新生活》等刊物都纷纷设有“科学杂俎”、“科学丛谈”、“科学新谈、科学世界”、“科学常识”等专门栏目，致力于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工作。
就内容而言，给20世纪的科学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放射性原理、摄像术、显微镜等重大成果此时都被介绍到中国。这种介绍和宣传，使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增强了科学意识，也为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信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批新的学科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并培养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研队伍。这一时期相继成立的比较重要的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学群、京师博物调查会、动物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植物学会、生物学会等一大批。到20世纪20年代，一批民办科研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如任鸿隽等创办的科学社及化学研究所、胡先骕等创办的生物研究所等。1916年成立的中央地质研究所，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科研机构也粗具雏形。这些研究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具有开创性质，在中国科技史上功不可没。正如著名学者卢于道在评价生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时所说的：“它们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划时代的。”[1]
与此同时，众多的自然科学新学科也相继建立：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竺可桢的地理学在中国为首创；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开创了中国动物分类学、遗传学、生理学、动物解剖生理学、植物细胞学、育种学等分科。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回国后，建立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数学系；竺可桢建起中国第一个地理系——东南大学地理系；秉志则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师生物系等。
五四后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有力地维护了科学的大旗，批判了那些将欧洲大战归罪于科学破产的谬论，对科学研究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翁文灏轰动地质学界的燕山运动理论的提出；物理学上，吴有训对康普顿散射问题引人注目的研究；化学上陈克恢对麻黄素药性的研究受到国际化学界瞩目的探讨，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人才的培养。五四时期可谓“奠定了中国现代科技队伍的家底”。除了被誉为“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如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秉志、胡先骕、王琎、侯德榜、姜立夫、茅以升、凌鸿勋、叶企孙、吴有训，丁燮林等人之外，当代著名科学家杨钟健、严济慈、贝时璋、冯德培、朱洗等人，也都是在那个时代走上科学之路的。
1935年，胡适在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大会上说：“在此20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此话完全符合实际。
由于全方位引进西方科学、创建了一批新学科和科研机构，加之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将自然科学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并造就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技队伍，因而也就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可以说，五四时期乃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