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学
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于民国时期，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它也是从西方引进，然后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原从拉丁文“Cultus”而来。我国古老的词汇中也有“文化”一词，意为“文治教化”。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乃清末从日本引进，是对“Culture”的意译。直到五四以前，它常常与“文明”混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现代文化意识在中国蔚然兴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只进行单一的政治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变革，否则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将难以保住。于是，人们开始空前关注起文化问题来。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评论的文章大量发表，还出现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这样有影响的研究文化问题的专著。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论争。在论争中，对有关文化概念的内涵、文化的起源、结构、特性、变迁的规律等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如关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就出现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里，提出了与梁漱溟接近的看法，不过将文明与文化作了区别，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先有文明，后才有文化。梁启超则借用佛教名词来阐释文化定义，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广义理解文化的唯心主义解释。再如，关于文化的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梁漱溟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人的所谓“意欲”，意欲方向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由此，他得出其“整齐好玩”的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说。共产党人瞿秋白、杨明斋等则针锋相对，在批评梁漱溟“意欲”说的同时，阐发了对文化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解。正是在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对文化本身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而为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五四时期是民国文化学的孕育阶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文化学”这一名词至少在1924年即已出现，李大钊该年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当称人文学或文化学，记述部分则可称为人文史或文化史。但“文化学”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却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的事。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建立起来的。1928年，陈序经在其课堂与演讲中都明确提出“文化学”的概念，将之与其他学科并列齐称。同年，谢颂羔出版了专著《文化的研究》，认为文化包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依次是：哲学—科学，美术，伦理，社会学的惯例，政治与法律，宗教，社会的安宁与幸福，人生的极致。在他看来，机械、交通、声光化电只是文化的工具，唯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在该书中，他从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6个方面，对文化学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此后两年，陆续出版的有关文化学的论著，主要有孙本文的《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许仕廉的《文化与政治》；叶法无的《文化评价ABC》和《文化与文明》等。此外，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日本文化学名家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也分别于193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理论译著，对民国文化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33年，朱谦之撰成《文化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大胆自创比较完整的文化学体系的开始。在该书中，作者运用所谓文化的“历史研究法”，对文化的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在他看来，文化内容因本质的不同，表现为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又因进步的程度不同，表现为有层次之宗教的文化，哲学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艺术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科学的文化以西洋为代表。而一切文化归根结底又都趋向于艺术化。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想起梁漱溟的文化路向学说。朱谦之指出，要把握文化的全局，必须对各文化类型自身进行横纵双向的观察，同时还需将其与各文化阶段联系起来作综合的透视，这样，全部文化的各部分分别呈现为各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又均可显现其发展的阶段，由此了解一个立体的文化。朱谦之的文化学说虽然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但对于文化结构问题的有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一定的思想价值。
朱谦之之后，认真研究过文化学并有所成绩的学者，主要有黄文山、阎焕文、陈序经、余天休等人。黄文山很自觉和热心于在中国发展文化学，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学会，并于1938年2月，以该会名义出版《文化学论文集》一书。在该书中，他探讨了“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文化学法则论”、“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从文化学立场所见的中国文化及其改造”等内容。后来，黄文山又将此书中的有关部分加以扩充，出版过《文化学的建立》和《文化学的方法论》两本小册子，对文化学建立的可能性、路向、文化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至此可以说，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学科，在中国已经奠基下来。
阎焕文、余天休这一时期分别著有《文化学》、《社会文化研究法》等著作。
陈序经是这些人中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全盘西化论者。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文化论争过程中，他激发出研究文化理论问题的强烈兴趣，曾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和《南北文化观》等多种论著，阐发过文化具有整体不可分解性等思想观点。1939年起，他正式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的课程。1947年，撰成并出版《文化学概观》一书。在该书中，他先简要论述了文化的分类、意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文化学发展史，并从伦理、宗教、政治、经济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的内涵。然后，再说明文化形成的环境（如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基础，文化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如空间上的成分分析，时间上的层垒的分类）等问题。最后从一致与和谐，回顾与前瞻，自由与平等，模仿与创造，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八个方面，对文化的特性、发展、转换、地域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框架庞大的文化学体系，应当说它大体代表了民国文化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过，其缺失也很明显，那就是铺陈过宽，好些问题只是泛泛而论，显得深度不足。特别是把文化的整体不可分性强调到极端的程度，既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有害于文化交流的实践，它是陈氏长期固执的全盘西化论偏见在文化学中的反映。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文化学理论译著，有费孝通译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6）、周俊章译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1940）、杨宙康译的《文化起源论》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学的各分支学科即部门文化学也有了初步发展。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教育学、文化历史学、文化统计学和文化形态学等领域，均有译著和论著出版。林惠祥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有成绩，1934年，他著《文化人类学》一书，结合社会进化论派、传播学派的意见，采各家之长，融合成一体系，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较持久的影响。陆德英翻译出版的戈登·维瑟《文化人类学》（1944）一书，也值得一提。文化教育学方面，蒋径三研究较有成绩，他著有《文化教育学》一书。此外，杨杏庭的《文化教育学概论》（1941）、钱穆的《文化与教育》（1943）、李旭的《教育文化》（1947）也各有贡献。文化社会学方面，以朱谦之1947年在商务出版的《文化社会学》一书的探讨最为系统。文化形态学方面，则以王文俊翻译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和林同济著的《文化形态史观》较有影响。至于文化历史学方面，其理论研究要远远落后于文化史的研究实践。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有关中外古今的千姿百态的文化史著，表明人们文化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史家的文化学素养却还显得明显不足。这种情状，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日。
民国时期，在文化学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作出过贡献。从李大钊、瞿秋白、杨明斋到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发表过关于文化理论问题的精辟见解。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阐发的一些观点，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早已成为概括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简明扼要的经典之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没有建构起关于文化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