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社会文化前途的探索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之相应，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和学术文化的论争，如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有关论战、中西文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等，成为大量引进外国文化的催媒和动力。每一次论争都将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每一次论争双方也都需要从外国文化中寻找理论武器，不仅已经翻译的著作被人们广泛运用，更多的人还在此激励下，直接把精力投入到引进新的外国文化工作当中。这一时期，外国书籍的翻译，迎来了五四后又一个繁荣时期，译作层出不穷，译论纷然杂陈，翻译范围更加扩大，风格更为多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有人甚至将1934年和1935年，称为“翻译年”。[7]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由于翻译者本身多为学者、作家，能够做到比较准确地传达原著的精神，因此水平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外国文化传播的“名著时期”，因为译者的眼光高，选择的翻译对象多为名人名作，许多世界名著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外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和多次论争，中国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社会科学依然是这一时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在众多的外国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特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以空前广泛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的传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五四时期一些马列原著就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1930年，新翻译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就近40种，[8]列宁的原著也有14种之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此外，苏联、日本、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大量翻译过来，不仅有普列汉诺夫、狄兹根、德波林、河上肇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的哲学著作，也包括大量苏联“少壮派”的哲学教程和著作。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习与宣传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时期和某个流派，而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介绍。此期全面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就出现了26本，其中中国学者撰写了11本，翻译外国学者所著哲学史15本。对古代希腊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也达到了空前系统和深入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均被大量翻译出版，为中国人全面研究西方哲学的源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度趋于沉寂的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哲学的研究介绍，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7、18世纪一些西方哲学家的代表著作，被有选择地翻译过来，而且大多数均从原著直接翻译。例如，关其桐在1934—1936年间就翻译了培根、巴克莱、笛卡儿等人的8种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杨伯恺在1934年翻译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几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4部著作，由辛垦书店出版发行。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此期翻译出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11部，还有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11种，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介绍文章和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国内各种主要报刊发表传播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文章共150篇左右，其中有关黑格尔的文章就达到93篇、康德的30篇。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热度虽然不如五四时期，但仍占有一定比例，一批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引进到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这一时期，中国又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尼采热”。

左翼文化工作者翻译出版的三部苏联小说：《母亲》、《铁流》、《毁灭》

外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成就还要突出些，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1919—1949年间，全国出版的翻译文学书籍大约1700余种，而1930—1936年之间，仅左翼作家联盟就翻译出版了约700种，占总数的40%。而这当中又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并成为进步文学的主流。“左联”在其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要经常“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建设艺术理论”。许多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大多致力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人，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作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文艺论著，如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会议记录及决议汇编《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列宁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都被翻译过来。同时，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和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夏衍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霍洛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文学杰作，也相继出现高质量的译本。这些进步文学的输入，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天火带到人间一样，为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武器。鲁迅和茅盾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刊登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译文》杂志。此外，还有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优秀文学著作，通过中国文化人的努力被引进到国内。例如，1935—1936年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世界文库》，就陆续刊行了苏俄、法、美、英、西班牙、希腊、挪威、德国、波兰、比利时、意大利等12个国家的100多部文学名著。其中包括长、短篇小说、诗歌、传记等多种文学形式，介绍了塞万提斯、勃朗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司汤达、易卜生、海涅、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名家名作。在美术方面，西方的近代艺术继续传播和发展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现代美术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影响到中国国内，各种西方现代艺术教育被采用，现代美术流派得到介绍，中国美术进一步纳入到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在西洋画方面，受西方影响，也出现了诸如“学院派”、“印象派”、“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新写实派”、“理想派”等艺术流派。建筑艺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开始引入一次大战后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和风格。

历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有了较大发展，一批马列主义的历史学理论论著被系统翻译到国内，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始基督教史论》，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等，还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理论的论文集和专题文选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国史学著作也大量介绍进来。如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史》，苏联历史学家波卡洛夫等的《唯物史观世界史》等，在此基础上，中国进步历史学家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取得较大收获。这一时期对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的翻译引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整个民国时期所仅有的。很多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范围涉及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不少著作的译本还不止一个。如1928年梁思成、向达等人翻译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31年谭建常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布尔（Buell）的《欧洲战后十年史》；1933年和1934年，民智书局和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英国史学家司各特（Ernest Scott）的《史学与史学问题》中文本，1934年姚莘农译出美国史学家海思等人撰写的《近世世界史》，1935年，吴蠡甫、徐崇铎等人译出海思等合著的《中古世界史》。此外，著名史学家如美国的班兹、绍特韦尔、桑戴德、汤姆生，法国的拉波播尔，英国的贺益兰等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得到翻译介绍。一些中国学者还以西方历史学著作为蓝本编写了一些历史书，如何炳松的《近世欧洲史》，张仲和的《西史纲要》等。除了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翻译与介绍之外，这一时期国别史的翻译与研究也发展较快，且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亚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也有介绍。

1927—1937年间，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传播。社会学方面，许多名著被翻译出版。如黄文山译素罗金的《当代社会学说》，杨东荪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黄凌霜译阿伯尔《系统社会学》，钟兆麟译《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变动论》，王力译《社会分工论》，周谷城译《社会学大纲》等。一些著名西方社会学家还来华或应邀来华讲学，如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人文区位学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传播其理论；1932—1933年他再度来华，推动了实地研究的进展。1935—1936年，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朗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开设“比较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等短期课程，并指导林耀华等中国学者的博士论文。另外，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萨皮尔、阿伦斯堡等人也都曾于此期来华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经济学方面，20世纪30年代国内专门的经济杂志约有50种，其中绝大多数都将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思想理论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开展。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王元化、王造时、陈作谋、王亚南、郭大力等人先后翻译了李士特、李嘉图、克莱士、狄尔等人的著作。不少学人还自撰著作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刘秉麟的《经济学》、赵兰坪的《经济学》，均多次再版，在国内影响很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这一时期也陆续有些译作（部分）发表。

在自然科学方面，翻译和引进国外科技成果的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比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统。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学有专长的新一代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随着各种公私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体制逐步确立，使得外国科技成果的传播已经从以前零散无序的劳动，进入到主要由中国科学家自己来有系统、有目的地引进和吸收的阶段。一些自然科学名著，如哥白尼的《宇宙之新观念》、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巴斯德的《酸酵的生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等，分别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其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李善兰在19世纪60年代便开始节译，但直到70年后的1931年，才由郑太朴完整地翻译过来，圆成了这场延续了70年的科学翻译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该书所说明和规定的人们可以继续检测的方法，无疑是为近代中国科学界提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领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索”[9]。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对无线电的研究相当时兴，不少科学书刊均将无线电的知识作为主要内容加以介绍。1932年还成立了中国业余无线电研究班，编辑出版专门杂志，介绍国内外有关无线电的科学知识。一些有关无线电的科技书籍也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英国人赫卿荪的《无线电浅说》、《无线电的原理及应用》等。另外，一批外国科学家和学者还到中国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直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例如，1933年，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来华访问，传播有关学说。美国数学家维纳1935—1936年间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国际航空大师冯·卡门1929年和1938年两次来华，帮助中国进行航空研究；抗战前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来中国访问讲学等。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内近代工业和教育需要，多数与民用技术有关。

最后，还应特别提及一下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弗洛伊德学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类文化综合思想成果之一。它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思潮传入中国，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传播高潮，人称“弗洛伊德热”。在这一热潮中，章士钊、高觉敷起了较大作用。章士钊从五四后期开始钻研弗洛伊德学说，1929年，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表示要研究和介绍他的学说。弗洛伊德同年回函道：“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10]次年，章士钊将弗氏的自传译成《弗洛伊德叙传》出版。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他有关学说的著作纷纷译成中文，其中最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当推高觉敷1930年翻译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和1936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此外，国内心理学和教育学杂志，也刊登过不少介绍和研究文章。朱光潜在1930年和1933年分别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对有关无意识、梦、泛性欲说、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当时，文化学术界对该学说的价值评价不一。但无论如何，它对我国心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事实。尤其是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相当明显。郭沫若、杨振声、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中，就留下了此种影响的鲜明印记。

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也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并曾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