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的兴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呈现着另一种新面貌。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另一个抗战文艺中心，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刊物纷纷创办，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朗颂诗、墙头诗、传单诗及抗战歌曲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和根本弱点，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必须服从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需要。

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新题材、新主题在作品中占了主要地位，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主人公，作品的语言形式也愈来愈民族化、大众化，出现了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人民文学。赵树理是一个杰出代表。赵树理（1906—1970）出身于山西省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喜爱民间曲艺。1931年起，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没有文化的农民能听懂、看懂的东西。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了革命工作。1942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年10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1945年冬，写完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同时他还写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表达方式等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从而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为新文学增添了新因素，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流派，人们称之为“山药蛋派”。

《李有才板话》书影

除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都以农村土地改革为题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故事线索纷繁，主次分明，生活气息浓厚，整个作品就像一幅宏大绚丽的画卷。《暴风骤雨》以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东北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解放区涌现的比较优秀的中长篇小说还有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

在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兴旺，涌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作品。孙犁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而著名，有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等，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康濯和秦兆阳以反映新的农村生活而著名。康濯的作品有《我的两家房东》、《初春》等。秦兆阳则写了《老头刘满屯》、《幸福》等。邵子阳的《地雷阵》在当时流传最广，杨朔则写了《月黑夜》。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群众的诗歌创作也空前活跃，产生了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46年9月的《延安日报》。整个作品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信天游”写成。它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漳河水》是诗人阮章竞的作品，作于1949年3月。它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不但成功地描绘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新颖独到的特点。

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思想艺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解放区的许多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孙犁、刘白羽、马烽等都写过反映解放区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华山和周而复则以写报告文学为主，并产生过较大影响。华山的代表性作品有《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等，还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鸡毛信》。周而复最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海上的遭遇》等。其他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吴伯箫的《黑红点》，曾克的《乡居生活》、《挺进大别山》，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等。这些作品共同表现了一个新的群众时代，共同描绘出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它们也是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