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新理学”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前，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撰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西洋哲学为参照，阐释和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在中外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史家。1937年后，他不满足做一个哲学史家，而是要做一个哲学家。他融会中西哲学思想，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统称为“贞元六书”，承接程朱理学的传统，借用了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固有范畴，将自己理解和接受的西方新实在论哲学思想与宋明理学融合起来，建构了一个“新理学”哲学体系。
（一）理气论的自然观
冯友兰在《新理学》和《新知言》中集中阐述了一种离现实最远、最思辨的哲学，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对理、气、道体和大全四个基本范畴的分析而展开的。其基本观点是：理是事物所依照的本体；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条件；道体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大全是哲学所说的宇宙。
冯友兰像
第一，理是事物所依照的本体。理是整个新理学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他所谓的“理”，有四种规定性：一是指潜存于真际的抽象的共相；二是指超时空、超动静的绝对；三是指先于实际世界的永恒的实在；四是事物的标准和极限。所以，理既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备的规律，也不是物质或精神的所谓纯实在，而只能是脱离了物质及其规律的抽象共性，即精神性的东西。因此，事物是由理决定的，理是事物的主宰。他说：“说理是主宰者，即是说，理为事物必依照之而不可逃。某理为某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不依照某理者，不能成为事物，不依照任何理者，不但不能成为任何事物，而且不能成为事物，简直是不成东西。”
第二，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条件。他所谓的“气”，具有四个规定性：一是气是绝对的质料，此绝对的料又并非物质；二是气是无名的混沌，不具备任何性质的物之具；三是气是理的“挂搭处”，是理存在的载体；四是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无极”，是物得以有形的无形条件。所以，气是神秘的经验材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据的条件。他认为，事物所依据的太极（理）与所依据的无极（气），构成了事物存在的内在和外在条件。故此，理气是不分先后的。
第三，“道体”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理和气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是通过“道体”。他所谓的“道体”，具有三种规定性：（1）道体是动的宇宙，它在逻辑上先于具体的过程，所以，“总一切的流行谓之道体”。是脱离一切具体事物的纯粹的动。（2）这种运动是不可思议的动，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是气实现理以成物的过程。（3）它是玄而又玄的众妙之门，不仅是联系无极和太极的中介，而且也是联系两极与事物的中介。
第四，大全是哲学所说的宇宙。他认为，它有几个规定性：大全即总一切的有，是真正不可思议的观念，是个神秘的绝对；它即是“哲学中所说的宇宙”。大全也称宇宙，是指总一切的有，是一种观念，并非科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但它全主宰着科学的宇宙。
这四个命题总括起来，便构成了新理学的理气论宇宙观：它从精神性的理开始，虚构出同样是神秘的精神性的绝对的料（气），通过道体把理和气“而”（联系）起来，再用一个大全作为网子把它们都提起来。理作为共相、作为本体决定着作为殊相的事物。这是理气论的最根本观点，也是新理学理想人格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础。
（二）四“境界”说
冯友兰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人有觉解，对于宇宙人生有自觉的了解、理解和悟解，构成人生的意义，因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造成人的精神境界的差异。依据人对觉解程度的深浅，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第一，自然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30]，所谓顺才是指按照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要求而行事，所谓顺习是指不自觉地因袭传统行事。在此境界的人完全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动，其觉解程度最低。
第二，功利境界的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31]他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处于此境界中，是常人的境界。它的本质是为己。处此境界的人的人生目的是为己（“取”）；英雄与奸雄的境界是一样的。此境界在主观上是不可取的，但在客观上并非对社会无益。他说：“功利境界中底人，惟恐不好名，如其不好名，则未必常作有益于人底事。”[32]
第三，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33]由此，他坚持“公利即义”观点，认为重义的人必重他人之利和社会之利。人只要有一颗廓然大公的心，就是进入了道德境界。
第四，比道德境界更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34]它是高于其他三种境界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具有真正理想人格的“圣人”。道德境界中的人，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而天地境界的人，是以天理的自觉行天道。
这四种境界，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人的精神境界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由自私的小我向大公的大我自觉的过程。大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主宰，“我”之主宰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人生境界的不断提高。
冯友兰的“新理学”虽具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但在抗战时期却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除了他的哲学著作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外，还有两点最为主要：一是它注重共相、一般，反映了抗战时期注重民族国家至上、整体至上的时代需要；二是从逻辑角度看，“他引入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诠释和重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在体系化、逻辑化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它反映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融会中西的努力，因而也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