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良式的移风易俗
民国建立不久的1915年7月，教育部即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致力于改良小说、戏曲及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以挽颓俗，而正人心”[20]。经过努力，短短一年时间，就在全国设立了236家通俗图书馆。对于小说，规定奖励那些宗旨纯正，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思想优美、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灌输科学知识、有益于文化发达的；而对于宗旨乖谬、妨碍社会秩序，内容淫邪、违反良善风俗的小说则予以禁止。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提议下，教育部对《黑奴吁天录》、《爱国二童子传》等小说给予了褒奖。警察厅则对《花柳繁华梦》、《迷魂阵》、《风流分尸案》、《风流太守》、《名妓争风》、《风流现形记》、《男女串骗奇谈》、《妻妾吃醋》、《欢场梦》、《美人蛇毒计》、《花柳梦》、《尼姑现形记》、《九屋龟》、《新贪欢报》、《姑娘思女婿》、《大姑娘十八摸》、《姐夫戏小姨》、《小大姐偷情》、《绣榻野史》、《肉蒲团》、《房中奇术》、《灯草和尚》、《金瓶梅》等小说予以查禁。应当承认，这些黄色读物的查禁，在当时的条件下虽没能贯彻到底，但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戏剧，通俗教育研究会也制订了《审查戏剧章程》，鼓励“编译或排演外国剧本，有益于中国人心风俗者”及“改革旧剧不良之点而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对于情节淫秽、有伤风化和凶暴悖乱、影响人心风俗的剧目则力主禁演。从1922年8月警察厅抄送通俗教育研究会禁演“淫邪戏目”单上看，被禁演的戏剧有《狐狸缘》、《遗翠花》、《小上坟》、《瑞云庵》、《嫖院》、《庙中会》、《阴阳河》、《小逛庙》、《纺棉花》、《葡萄会》、《富春楼》、《逆伦报》、《十二红》、《后妻害夫》、《梵王宫》、《卖身投靠》、《打樱桃》等。《拾玉镯》、《珍珠衫》也在被禁之列。可见时人对“色情”的认识，还受到封建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
除此以外，通俗教育研究会还曾呼吁作家编写提倡勤俭、艰苦朴素等美德的小说，“以激励国民，挽回崇俭风气”；请教育部转饬内务部查禁淫杀怪异画片，认为此举“似于改良风俗之道，不无裨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着手社会风俗的改良工作，其涉及面更广，至20世纪30年代开展新生活运动，其移风易俗活动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停顿。
1928年，国民政府明令废止旧历，颁行新历。通令各省区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公告民众，将一切阴历年节，及在阴历节日里进行的娱乐、赛会和有关习俗一律加以改革，使其按照国历日期举行。
具体到节日改革，国民政府是这样考虑的：“查废止旧历，业于本年严格执行，所有旧历一切节日，亦因之连带消灭。惟念移风易俗，宜取渐衰渐胜之道；孰因孰革，或张或弛，自当权衡轻重，斟酌变通，以期无碍推行……当此除旧布新之际，似宜另定相当之替代节日，以资民间休息及娱乐”[21]。因此规定除中秋节外，其他旧时节日一律改用国历月日计算。以阳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一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五月五日为端阳节，七月七日为七夕，七月十五日为中元，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十二月八日为腊八。从其实践效果看，很不理想，除元旦逐渐使用阳历计外，其他节日仍照循阴历。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未满15岁的幼女已缠足的，必须立即放足，未缠的禁止再缠；15至30岁的缠足妇女，应在6个月内放足；30岁以上的缠足妇女，劝其放足，但不予强制。违反上述规定的家长，要被处以1元至10元的罚金；劝导不力的村长或街长由市县政府予以惩戒，借机骚扰敲诈百姓的不仅受惩戒，情节严重的还要被判刑。这种缠足风俗的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城市妇女缠足者几近于消失，但农村仍有一些妇女缠足。
当时，各地还有人蓄发辫和蓄奴养婢。对于这些恶俗，政府也明令禁止。1928年5月，内政部颁布《禁蓄发辫条例》，规定凡蓄发辫的男子，须于条例施行三个月内将发辫剪除。逾期未剪的，城市男子由主管部门指派专人会同警察去剪；乡村男子则由主管部门督饬村长率乡丁去剪。
1932年，行政院通过《禁止蓄奴养婢办法草案》，决定禁止蓄奴养婢应分劝告、解放、救济、处罚四步执行。规定凡蓄奴养婢者必须于规定期限内释放奴婢，被释放的人如不愿意走，则双方改为雇佣关系，给付工资，雇主与被雇佣者都有解除雇佣关系的自由。未成年的奴婢有家可归者，应送其回家，无家可归者，应送当地救济院，或送慈善机构抚养。已成年的奴婢，都可以自由婚配，另谋职业。仍蓄奴养婢者依据《刑法》第313条“使人为奴罪”，将被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禁止蓄辫的措施很快收到了实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头上留辫的男子已很少见了。蓄奴现象也得到遏制，但养婢仍较常见，只是换以慈善关系或收养养女的名义。行政院为此在1936年1月公布了《禁止养婢办法》，并交由警察部门施行。它规定蓄婢者和婢女本人都必须向主管部门登记，“已经登记之婢女，即无条件解放，恢复自由”；“已满十六岁而无家可归之婢女，执行机关得征求其本人同意，代为择配”；“凡蓄婢者对已登记之婢女抗不解放时，应送司法机关依法办理”。[22]
对于弥漫民间的迷信之风，国民政府也曾给予一定的整治。如1930年2月，下令取缔供鬼神的锡箔、纸炮、冥强、纸钱、黄表、符箓、文疏等一切冥器物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神祠存废标准》，确认先哲类神祠，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岳飞、关羽祠；宗教类神祠如佛教庙庵、道教寺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皆可存在且受政府保护。古神神祠如魁星、东岳大帝、龙王、城隍、土地、灶神、风神、雨神、雷公、电母等祠在科学发明以后，“证明并无崇祀之意义，亟应详加更正”[23]。至于送子娘娘、财神、齐天大圣庙、瘟神、宋江庙、狐仙庙、二郎神庙等皆为淫祠，“实属有害社会，应由各地方行政长官，随时查考，如查有合于淫祠性质之神，一律从严取缔，以杜隐患”[24]。
为了进一步改变迷信风俗，内政部还于1932年颁布法令，禁止卜筮、星相等传播迷信的活动。
婚丧嫁娶方面，在中央的支持下，南京市率先进行改革，禁用开路大神、五兽、八骏、八仙、十二花神亭、十八罗汉亭、西方接引佛、金山、银山等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仪仗。1933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革除公务人员婚丧寿宴浪费暂行规程》，明令“凡婚丧寿庆等事，除亲族或确有戚谊者外，不得滥发通知函件，如喜帖讣文之类，并不得用公务机关名义代表代收”[25]。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其中有不少移风易俗的内容。1934年4月，国民党中央民运会颁布《民俗改善运动大纲》，其原则是以科学常识破除迷信，以正当娱乐代替恶习，以简俭宗旨代替礼节，以军事训练整齐行动。同时还颁布了《民众卫生习惯指示纲要》，帮助百姓去除不讲卫生的恶习，其要点有24项，主要的有勤洗澡、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不吸烟喝酒、不嫖赌等。1935年3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又制订《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指出“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应以实行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定、共同一致之新生活为准则”[26]。对于婚姻，它提倡男女平等的合理婚姻，逐渐改善旧式婚姻；提倡集团结婚；限制早婚恶习；提倡结婚登记。对于丧葬，它提倡以哀敬为主，革除一切无谓虚文；以鞠躬为限，废除跪拜礼节；设立公墓，破除风水迷信；提倡速殓速葬，深葬火葬等。
总之，国民政府对移风易俗活动还是较为重视的，因为它认识到：“风俗的力量，通常比任何力量来得伟大，来得长久……所以，要知道每一国的情形，首先便要注意到风俗，而要达到每一国家的统治，也非首先注意到风俗不为功”[27]。同时，随着移风易俗活动的持久开展，在一些方面也多多少少收到一点实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对封建传统旧风俗的变革又是很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