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著名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综合西方各派哲学而形成的。从思想内容上看，具有鲜明的综合折中性。它是综合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物。当时有人指出：“张先生治学，综合各派，不主一家，如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中古之唯名论与唯实论，近古之经验论与理性论，现代之新实在论及创化论……无不兼收并包”[5]。从结构上看，张东荪一反那种从本体论或宇宙观出发建立哲学体系的传统，而是沿着康德的方向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和核心，由认识论引出了架构论和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又由此宇宙观引出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构成了张东荪哲学体系的基本结构。
（一）“多元”的认识论
张东荪发现，认识现象非常复杂，认识中的各种因素既不互相隶属，也非层次递进，而是并列的。据此，他既反对把能知吸收于所知内，或把所知归并于能知中的“一元论”观点，又反对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观点，也反对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层层递进主张，提出了“多元认识论”思想。张东荪对多元认识论的阐述，主要包括对“感相”、“外界条理”、“认识上的先验格式”、“名理上的先验格式”以及“经验上的概念”等环节（因素）的分别论述。
张东荪把“多元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知者”与“所知”中间那一段。他认为，在知者与所知中间，“普通认为没有东西存在，换言之，即好像是空的。所以能知与所知得以直接发生关系。我则以为在这个中间却有许多东西，换言之，即是复杂的。两端独简单，中间独复杂。并且可以说是半透明的，不是全透明的（当然不是不透明的）。因为这个中间是半透明的，所以能知之及于所知就好像一个光线经过几层有色的玻璃，然后再射于外面那个东西的本身之上。我的工作就是分析中间那一段，以明其共有若干层，以及各层如何互相作用。至于两端的背后，则完全超出我们的可知界了”[6]。
张东荪认为，外界的条理、交界的感觉、内界的范畴与设准、经验上的概念，“本来是一个连环的圈子”，不可强分。他说：“我以为在根本上是五种互相独立的，由感觉不能知外物，由范畴不能知感觉，由设准不能知范畴，由概念不能知设准。”知识乃是由条理、感觉、范畴、设准和概念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这就是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就是：
第一，对于“知识的由来问题”，张东荪认为，在知者与所知中间，有自然条理、感相、概念、设准、含义（先验名理基本律）以及直观上的先验格式（时空、主客）等许多具体复杂的环节。“知识乃是感相与格式及设准等‘合并的产物，离了感相无知识，离了格式亦无知识，离了设准亦无知识。但有感相，则其后必有条理。”[7]这是张东荪1934年对多元认识论的概述，因没有将经验上的概念和名理上的含义明确包括进来，所以这一概括显得比较粗糙。在此后的《多元认识论重述》中，他又作了较完整的概述：我们的认识“实在是一个最复杂的东西。其中有幻影似的感相；有疏落松散的外在根由；有直观上的先验格式；有方法上先假设的设准；自然而然分成的主客，有推论上的先验名理基本律，更有由习惯与行为而造成的所谓经验的概念”[8]。这些环节间的关系是互相平行的，没有层次的递进，所以，认识就是由这些并列的因素构成的。
第二，关于“知识的性质问题”，他认为，知识是由许多要素混合而成，不是“为了行动而始生的”。多元认识论“虽采唯用论之说”，但他不同意实用主义“以知识为行为的工具”的观点。认为“知识固然与行为不能分离，甚且为行动所限制，但知识的自身却不是为行动所产，亦专为行动作工具。我主张知识与行为有密切关系，而不承认行为可以吸收知识”[9]。
第三，关于“知识标准的问题”，他认为，“相应”说、“符合”说与“效用”说三者可以调和。相应说“只限于知觉的知识”，即一种知识要成为真理，必须在知觉上能够推知其背后有个相应的外在根由存在，知觉能够与之发生相关变化。符合说指一种认识如果能与已有的知识系统相符合则为真理。效用说是指“一种知识要成为真理，必须对于人们的行为是有用的”。张东荪主张把这三个标准合并起来，即“凡一个真理必是在所对上是相应的；在系统上是符合的；在未来上是有用的。倘使只有一个标准适用，则这个真理便不完全”[10]。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主要是关于“知者”与“所知”两端中间的认识理论。他反对把人的认识简单化，认为人的认识包括各个复杂的环节，并综合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的理论对各个环节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对促进人们对认识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他反复强调认识的各个环节（因素）是相互并列的，并因此反对康德关于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层层递升的观点，这是多元认识论的显著特点，也是张东荪自认为发展了康德认识论之处。此论曾传播到国外，产生过一定影响。
（二）架构论和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
多元认识论是张东荪哲学体系的起点和核心。在系统阐述了该理论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认识的多元论以条理认为真的外界，则势必谓外界只是空的架构，而无实质。于是在本体论上便成为‘泛架构主义’。”[11]
张东荪的宇宙观主要包括两层内容：一是说明宇宙没有本质，而只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层层套合的总架构，即所谓“泛架构主义”；二是说明宇宙作为这样一个架构又是由简到繁进化的，而复杂到某种程度便因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即所谓的“层创进化”。
第一，宇宙只是空架的结构（泛架构主义）。张东荪认为，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大致可以归并为五项：物质、心灵、生命、时间和空间。他对这五项逐一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只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一切都是架构而无实质。宇宙无一具有实质，都只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空架的结构，整个宇宙在总体上是“无数结构的总称”。由此，他概括了“架构论”的宇宙观：“我们的这个宇宙乃是无数架构互相套合互相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其中无数的架构间又时常由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来，这个新种类架构的创出，我们名之曰进化。……所谓总架构只是许多架构的互相重叠的总和而言，至于是否形成一个固定的总体，现在尚不敢速断。……我觉得若空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架构，则时间便为这个架构中的一个柱子。”[12]
第二，宇宙架构的层创进化（宇宙进化论）。他认为，“进化”必须同时具有两种规定性：一是要有新种类从原有架构中突然创生出来，二是这些先后创生出来的新种类必须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新种类的创生是指一个架构复杂至某种程度会突然添上一些新的成分，使原有的架构突然变成一个新的架构。宇宙从物质到生命再到心灵的突创，就是如此。他说：“我们从‘物’的结构而进化到‘生’的结构，从‘生’的结构而进化到‘心’的结构来看，其间显然有些特点。就是物的互相依靠不及生的互相依靠来得紧；物的互相交感不及生的互相交感来得切；物的通力合作不及生的通力合作来得大；至于‘生’之与‘心’亦是如此。换言之，即由物到生，由生到心，这显然的三级，其所以为增进的缘故即在通体合作的性质增加一级，其综合统御的范围增大一层，其活络自主的程度增进一步。”[13]可见，张东荪所谓的“层创进化”，不仅指原有架构时常因缔结样式不同而突创出新种类，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从简单疏散到复杂紧密，由机械呆板到通力合作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三）“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
依据架构论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张东荪又提出了所谓“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把自己弄得圆满完成”，即“人格的自己构成”。人格就是理智，它的构成不仅是“理智的有机化”，而且是“当下的理智”。由此，他提出了“主智的”人生观：“著者相信把人生完全托付与理智乃是最相宜的人生观。所谓完全托付理智就是凡事必以理智为指导。理智以为可则可之，以为不可则不做。”[14]理智可以改造生活，我们理想的生活便是开发理智，不断改造人性。这种人生观，不仅强调理智对人生的指导作用，而且强调人生应该奋发向上，有所创造，故又称为“创造的”人生观。同时，他主张对于人欲只能一方面移欲，一方面给予最小限度的满足，因此它又称为“化欲的”人生观。张东荪抬高理性、贬抑人欲，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形似之处。但“主智的”人生观以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将人生的目的归于“把自己弄得更文化些”，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其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进化上所贡献的影响大小广狭”，因而主张人生应该是向上奋进的、创造的，这些都是合理的、进步的，充满了近代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创造主义精神，是其人生观中的积极部分。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自我实现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