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领导的乡村师范教育和山海工学团

四、陶行知领导的乡村师范教育和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著名教育家。作为中华教育改进会主任干事,陶行知起初也主要在城市推行平民教育。从1926年起,他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开始进行乡村教育运动。他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乡村教育的主张,认为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并尖锐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出路在于实行“教学合一”的“活教育”。他提出:“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中心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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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演说时的陶行知

为了实现自己的乡村教育的主张,1926年下半年,陶行知到南京附近的江宁、无锡等地考察农村学校。1927年3月15日,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以中华教育改进会的名义,在南京北郊的晓庄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乡村学校的教师。晓庄师范学校附设有小学师范院,赵叔愚任院长;幼稚师范院,陈鹤琴任院长;还有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儿园4所。

陶行知在创办该校时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著名主张,并将这些理论在晓庄师范进行实践。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是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社会即学校”是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是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自己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他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为“做”、为行动而读书与“用书”,他给图书馆题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大礼堂题名为“犁宫”,并书写了“与牛马羊鸡犬豚做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横幅。他积极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30年春,因学校师生支持下关工人反帝而举行游行,晓庄师范被当地政府封闭,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1931年10月,陶行知又在上海大场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始了新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他在制订的《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中,提出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宗旨,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此后,又相继在上海与宝山之间建立了侯家宅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萧场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沈家楼棉花工学团、儿童工学团、红庙儿童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后又在上海市区建立了亦工亦学的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乡村幼儿园、浦东女工读书班,并成立了“山海小先生联合会”和“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等团体。在教学中,陶行知创造了“小先生”制,即把失学的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人数多的三四十人,少的五六人,普及文化知识。陶行知特为小先生及大众编写了《老少通千字课》,作为通用教材。该教材分四册,包括常用字与简单的应用文字及激励自立的内容。

山海工学团在进行教学活动外,还组织并参与了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如修路、挖鱼塘、创办合作社、放电影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的试验被迫停止。

陶行知通过建立晓庄师范和山海工学团的教育改革试验,完善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实施的方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育了许多人才。此后,他继续进行教育活动,1938年7月在四川合县农村的草街子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后又在重庆市区创办了社会大学。陶行知毕生献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