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学
民国以后，随着现代西方医学的进一步东传，我国的西医事业在晚清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步。
这一时期，著名的西医院校有协和医学院、沈阳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其中协和医学院成就最为突出。
研究团体和机构中较早成立的是中华医学会，1915年由一些留学生及英美教会在我国创办的医校毕业生发起，它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历时最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同年11月，该会主编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此后除一两次脱刊及一次短期更换刊名外，一直维持不衰，成为中国医学界最为权威的学术刊物。该会成立之后，便致力于引进近代西方医学，1916年由该会发起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在统一西医名词中译名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一较早的组织是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它成立于1915年8月，主要由留日学医归国者所组成，1923年前只出年刊，此后则刊行《中华民国医药学杂志》。
其他重要的组织还有中国博医学会，全国医师联合会，中国生理学会、上海雷氏德研究所等。
从具体研究成果方面看，民国时期我国西医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解剖学 解剖学在当时尚属一门新兴的学科，民国之初，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研究者日益增多，其中马文昭的线粒体研究以及红血球内的核质研究最引人瞩目。此外，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孙宗彭、吴功贤也有较大贡献，前者从事的是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的形态变化研究，后者研究的则是细胞内的哥基氏体。
2.放射线应用 放射线应用同样是一门新兴的课题，得到各国医学界的关注。在我国，起步稍晚，直至1918年时，才有首例应用放射线治疗之事，即由北京大学医学院及协和医学院的谢之光、吴静共同主持的放射线治疗试验，试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
3.营养学 1921年王赞卿与西方学者合作分析35种中国食物成分并写成专论，成为国人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此后，研究者渐多，其中王季臣的燕窝及皮蛋之成分及蛋白质研究、王兆之的皮蛋研究，亦有一定成就。此外，国人这方面的专论还有《中国医院膳食调查》、《婴儿与膳食委员会》、《汕头居民小便成分》等。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后，研究工作更是蓬勃展开。
4.瘟病防治 这一方面以伍连德最为出色。伍氏不仅是我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还是我国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著称于世的“鼠疫斗士”。1911年，在他的有力领导下，肆虐一时的东北大鼠疫4个月内就被扑灭。接着，他还倡议与主持了在我国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后来，又为流行于我国的几场鼠疫及霍乱疫病的相继扑灭作出过突出贡献。
伍连德一生著述丰富，主要作品有用英文与王吉民一起合撰的《中国医史》、《鼠疫概论》等，各种专论则有数百篇之多。
与西医相比，民国时期中医的发展道路要坎坷些。由于在诊断及治疗的方式上，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彼此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废止中医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医的处境也日益困难。废止中医之论始于清末，不过仅出自民间，而民国后废中医论者渐多，遂成为一股极大的势力。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对于废中医之论也基本上持赞成态度，以压制中医。如民国元年新定学制，便将中医摒于教育门外。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又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为争取合法地位，摆脱窘困的处境，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民国元年新定学制颁行后，中医界随之便举行了“救亡”请愿，1914年11月，神州医药总会叶晋叔等代表19省市中医“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要求中医加入学系，此后大的请愿活动共有9次之多，如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反对废止中医案，1929年12月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反对歧视中医等。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医界为求得生存，还积极提出“中医科学化”口号，并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在此斗争历程中，传统的中医学也不断得到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恽铁樵一马当先。1922年，他撰写《群经见智录》，对《易经》、《内经》的基本理论提出创见，成为我国近现代研究中医理论的集大成者。该书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上，科学地解释了《内经》体系，指出《易经》与《内经》的基础在四时，二者的主要理论都是从研究自然界最明显，最常见的变化规律而来，这样就揭开了《易经》、《内经》的神秘外衣。五行、六气皆为四时而设是恽氏的又一创论。基于这一思想，恽铁樵第一次强调指出五行相生的顺序与四时递变相同，所谓“内经五脏即四时的五脏”，一句话揭示了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的奥秘，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在客观上也捍卫了传统中医体系的完整性。
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是对《内经》研究的另一力作，也是现代中医界最早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系统地研究《内经》的专论。作者以维护中医体系为己任，在剖析了当时研究《内经》的几种倾向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内经》的指导思想即是辩证法。接着，作者详细阐释了《内经》的基本内容，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强调中西医体系不同，并提出独到的改进中医的见解，为《内经》研究的拓展作出了空前的贡献。
此外，张锡钝的《衷中参西录》也是此期中医学研究的硕果。他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了脏象学说和解剖生理互证，重点研讨了肝左脾右说，脑为元神心为识神说，难经言心脏七孔三毛与近代解剖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三焦即输尿管，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相通，脑充血与薄厥相近，难经论肺为五脏六腑之所终始相当于生理学上的小循环等汇通学说，从而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张锡钝有“实验派临床大师”的美誉，他的《衷中参西录》也是中医临床方面的杰作。
该书在现代中医书中流传最广，至今仍经得起检验。张锡钝自觉地接受现代实验科学方法，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切身体会来求知，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细致观察和描述病情、体验药效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代新的学风。后人在评价他时，指出他的最大成功处即在于：建立完整的病历，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伤寒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曹颖甫的《伤寒发微》、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包识生的《包氏医宗》、谭次仲的《伤寒评志》、黄竹斋的《伤寒论集注》、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阎德润的《伤寒论评释》等。由伤寒论的研究我们便可明显地看出民国时期医学的进展。
这一时期，伤寒论的研究远远突破了对张仲景原文的校订、训诂及对个别疑难条文的阐释，而进入到基本理论问题的开创性拓展阶段，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充分显示出现代中医学的进步。
对伤寒病名的含义，各家对照中西学说，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对西医感染性疾病的理论核心——细菌学说，一半以上的论著都给予了详细的阐述；另外，在伤寒转变、六经含义、六经提纲及一些重要条文的解释上，也均取得了较大的突破。[14]
在西方医学东传方面，以丁福保最为引入注目。他一生致力于翻译医书、出版杂志、组织医会、创办医院、疗养院，著述丰硕，被誉为是一代学术名家。
1900年，丁福保编印了第一本通俗的西医常识书《卫生学问答》。1914年，他将由日文译成的68种医学著作编成《丁氏医学丛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一举获得柏林及罗马的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自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丁福保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编辑《中西医学报》，历时20年，迅速而又大量地把现代医学知识介绍给国人，适应了当时中国医学界渴望新学的需要，对促进中医界了解西医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他这一段时间的译作超过了自1851年合信起的所有教会译著的西医著作之总和，此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在介绍和普及西方医学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在传播西医的同时，丁福保还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中医科学化”这一口号最早便是出自于他。因此，在民国医学史上，丁福保的地位不容忽视。
此外，在整理中医文献方面，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等人也有贡献。他们整理出版医学书籍数千种，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四部总录·医药编》等；在开办中医教育培养中医人才方面，此期共创办了中医学校百余所，其中成就较大者约30余所，中医因而后继有人。同时，中医报刊也出版不少，约500种，较重要的约100种左右，中医组织团体则达1000多个。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我国的现代西医、中医学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在发展历程中，二者一度出现了对立与抗争，但最终的趋势则是中西汇通，一部民国医学史便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中医发展历程中，最早提出并且贯彻始终的一个口号便是“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融、互补的一面，只有走汇通之路，才能使得彼此都得到健康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