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优越论”
1920年，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同年，梁漱溟先后在北京、济南等地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将讲演稿整理出版）。他们通过抨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集中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标榜“东方文化”的优越性，鼓吹在中国保留固有文明，并以中国固有文明拯救西方。这番议论自然遭到了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胡适等人的批驳。与此同时，一些先进分子已经举起“社会主义文化”的战旗，他们在主要反对东方文化派的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初步的解剖。于是，以《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为起点，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围绕中国文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把东西文化论战推向高潮。以下将三派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东方文化派的基本主张
关于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我们先看一下《欧游心影录》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基本倾向。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凄惨衰败景象。他认为自己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破产了，应该转向东方。据他介绍，一个法国人曾对他说：“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正要等到中国的文化来救我们，你何必又到我们欧洲来找药方呢？”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也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听惯了欧美人士这类话，梁启超更觉得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更觉得近代科学是靠不住的，科学成功“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觉得既然欧美人士向往世外桃源的中国，中国人就不应藏宝不献，而要肩负起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他呼吁：“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和墨子——引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加佑你哩！”
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归宗于儒学，其主旨如该书序言所说是要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引导到至善至美的孔子路上来”。该书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梁漱溟认为文化不同是由于人生的路向不同，而人生路向不同又由于意欲所向不同。他认为意欲所向有向前、自为调和持中、反身向后三种，故就有人生三路向：第一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是奋斗的态度”；第二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解决，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第三路向“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由于意欲所向，人生路向不同就呈现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类型。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们所走是第一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人是走第二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人是走第三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中国、印度三大系文化无所谓谁好谁坏，都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只有“合宜不合宜”的问题。从前，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分别走上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路向。西方人中世纪折入第三路向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又重新去走第一路向，因其合于时宜故在征服自然、科学、民主上取得极大成功，成就了近世的西洋文化。中国人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就拐到第二路向，印度人更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都因不合时宜，只有节节失败。但从今以后，将是另一番情景，西洋人由于第一路向的过度发展而病痛百出：西方获致了物质生活的满足却造成了内心生活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弄得自然对人像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是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育万物，像对人类很有好意而人也恭敬他，与他相依相亲的样子……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亲之意……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的净尽，真是难过的要死……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梁漱溟宣称西方文化在第一路向已走到了尽头，将转而走第二路向。中国文化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会”。梁漱溟预言：“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他深信：“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更具体地说，是孔家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复兴儒学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儒家思潮的开山之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鼓吹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无疑宣布新文化运动已选错了道路，因而应当改弦更张。所以，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派人的热烈欢迎。严既澄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表示对梁漱溟的思想“差不多全体赞成”，尤其赞赏梁对“孔家思想”的发挥，相信现今世界“中国化是救时灵药”。一篇署名“恶石”的、同一篇名的文章推崇梁漱溟的著作是“新文化里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继绝学、开太平的大发明”。
当时，东方文化派还有学衡派和甲寅派两个分支。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创办《学衡》杂志，学衡派因此得名。这些人多系留学归来，乃摆出“学贯中西”的架势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后，学衡派发表了一些鼓吹东方文明优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呼应梁漱溟的观点。这些文章如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等。
甲寅派以章士钊1925年所办的《甲寅》周刊得名。章士钊以“孤桐”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新旧》、《评新文化运动》和《原化》等文，抨击新文化运动，鼓吹旧文化。《原化》一文推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近今罕见之名著，国论归之久矣”，表示只有发扬立足农业国基础之上的、充满调和持中精神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濒于破产的世界文化。[22]
东方文化派的复古主张，遭到了西方文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二）来自反对方面的回应
以胡适、常乃德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文化观，并提出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一些看法。
胡适于1923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批评梁著是“主观化的文化哲学”，“犯了笼统的毛病”。其出点是“笼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指出梁著关于“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文化公式是“闭眼说的笼统话”。事实上，印度人也是奋斗的，说印度人胆小不敢奋斗以求生活，实在是闭眼瞎说。至于“调和持中”、“随遇而安”，更不能说是哪一国文化的特性。他进一步指出，梁著关于“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直觉运用限量”的第二串公式“更是荒谬不通了”。一切知识都需要现量、理智、直觉三种工具，只有成分轻重的不同。人脑的构造，无论在东在西，绝不能因不同种而有这样的大差异。胡适在批驳梁漱溟的“三路向说”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西、印各种民族的文化走的都是一条路，只因时代环境的关系，“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欧洲人走到前头去了，中国和印度只有急起直追，也走这条路，将来中国和印度也趋向“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置疑的。
1926年6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进一步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全面肯定西洋近代文明。他指出：“今日最没有根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这一分析，切中了东方文化派的要害。他指出，凡一种文明都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两种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他认为，西洋文明不仅在物质方面胜过东洋，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
吴稚晖、张东荪、李石岑、常乃德等人也都对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吴稚晖指出：梁漱溟的“三路向说”“说的整齐好玩”，但“矛盾百出”，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尽管天花乱坠，引征的翔实，在矛盾中，不免都成了童騃废话了”。[23]张东荪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在论哲学而不是论文化，只说了文化的一部分问题；指出“梁君说中国的自得其乐主义将代西洋向前奋进主义而兴”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石岑指出：“中国、印度和西洋都是朝前面坦荡荡的一条大路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走的快慢不同。”都是同一个路向，并不必像梁漱溟所说是三路向。常乃德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主张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24]
西方文化派批判东方文化派，坚持了反对复古主义的正确方向。但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护和美化，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同意的。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作了真正深刻的批判。
关于文化的定义。瞿秋白否定了梁漱溟唯心论的文化观，并努力以历史唯物论观点来说明文化的本质。他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做作’：一、生产力之状况；二、根据于此状况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25]他指出，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是首足倒置。
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梁漱溟以意欲不同来解释文化不同，将中、西、印三大系文化的差别绝对化的观点。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乃由于“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因此，“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杨明斋指出，梁漱溟以意欲不同来解释文化的不同“是梁君的主观的观念太深之故的主张”。他指出，意欲是“受自然及物质支配的”，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26]
关于科学和物质文明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东方文化派把世界大战的灾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归咎于科学和物质文明，宣布“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观点。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相互争夺和残杀的根源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
关于所谓东方文化的实质。瞿秋白指出，东方文化派“所心爱的东方文化”无非是三种元素：一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这种旧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陈独秀揭露梁漱溟等东方文化论是要把中国引向“幽谷”中去。他说：东方文化派鼓吹的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27]瞿秋白指出了东方民族发展新文化的道路。他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他还说：只有当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使东方文化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如强调文化时代上的差异而对文化的民族性缺乏认识；再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28]但毕竟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论坛上崛起了一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军，他们将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