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外国文化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量而深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使得五四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化的传播，不但规模空前，而且是全方位地传入中国。从引进文化所属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全都程度不同地流入国内；从传入文化的所属地区来看，晚清以来文化传播的重点——欧美文化依然势头强劲，而当时涉及较少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此时也有了较多介绍；就传播的文化性质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还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性质各异的其他文化均纷至沓来；就文化部门种类而言，则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甚至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在输入方式上，原先从日本转运西方思想的情势继续有所发展，而直接从西方引进文化成果的工作更呈直线上升趋势。总之，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期，用了数百年时间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从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就大致在中国经历了一遍。如此巨大规模、全方位的外国文化输入，无疑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高峰。

为探索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国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从中寻找、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社会主义成为公认的、最时髦的新思潮，许多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或数篇有关文章，向国人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诸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在这些思潮中，又以无政府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为最有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被周佛海等人译出（周氏译本1921年商务版，为该书最早的全译本），值得一提。该书的根本主张虽不免落入空想，但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间的互助互爱，却颇投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此传播尤广。

同清末最后十余年一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仍是此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这时，我国研究西洋哲学基本上已经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阶段，进而能作比较有系统的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判并融汇和自创哲学系统，介绍西洋哲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前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1]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用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还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哲学等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后三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胡适最为有力；对罗素研究有素、介绍其思想最有影响者，首推张申府；而传播柏格森贡献最大的则属张东荪（1919年他最早翻译出版其名著《创化论》）。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原著，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所撰写的专著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所发表的这类文章近300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属空前。许多杂志还开设了介绍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专号，如1922年，《民铎》杂志开设了“柏格森号”；1923年4月，《东方杂志》开辟了“杜里舒号”；1924年的《民铎》和1925年的《学艺》分别发行了“康德专号”；另外，尼采、杜威、罗素等人也都被设有介绍和研究专号。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还被邀请到中国来，直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曾应邀来华讲学，前两者影响尤为巨大，他们除了讲授其哲学外，还阐述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说等，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哲学思想。这种外国思想家和学者来华讲学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形，可谓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指出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如兴盛一时的生机派或生命派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欣赏柏格森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认为这是反对宿命论、努力进取，不断变革的利器。换言之，它成为其变革文化传统的动力；而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看来，生机哲学强调直觉、崇尚生命的一面，恰恰是以孔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他大谈生机主义，宣称这是其文化学说之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

杜威来华与中国学者合影

引进外国文学艺术，是这一时期外来文化传播的另一个大热门。一大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均以引进外国文学为己任，竞相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了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丰富多样的崭新局面。据统计，从1918—1923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俄国作家的作品为最多，其次为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仅《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刊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就有48篇，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小说也有26篇。不少文学作品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当时女子争取个性解放的象征，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各种娜拉型的人物在中国作家笔下纷纷涌出，正如有的学者在《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这里有从沉睡中醒来的娜拉，也有尚在痛苦中呻吟的娜拉；有从家庭出走以谋求自立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可以说，娜拉随着中国人民走完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2]由此可见其对民国文学的影响之大。与此同时，各种文学思想也被引进到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一些著名的外国文学家还亲自来到中国，直接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于1924年应邀访华，在华发表多次演说，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他的作品如《吉檀迦利》、《飞鸟集》等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郑振铎等译），其文风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如冰心的诗集《繁星》明显就带有泰戈尔的风格。这一时期，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翻译文学作品，当数郭沫若译德国作家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以其丰富的恋爱激情，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读者的青睐，“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蔡元培语）。从1922年首版后到1930年8月，在中国已印行了23版之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3]此外，新文化运动后，西洋美术也开始在中国大放异彩，它以上海为重要据点，向中国陈旧的画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许多留欧学西洋画的学子归国后，致力于西洋美术的传播，新的美术思潮、艺术教育、西画社团、美术刊物因之纷纷涌现。西洋画与中国画开始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国外历史学成果的引进此期也十分引人注目。五四运动以后，外国历史学的传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它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翻译介绍了一批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德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同时，大量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继续输入中国。当时，有关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的译著骤然增加，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法国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理》，美国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还被用作课本出现在课堂，如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以鲁滨逊的《新史学》来教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西方各种流派的历史哲学也纷纷流传至国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还有所谓的“生理的史观、心理的史观、人种地理学的史观、经济学的史观、天文学的生物学的地质学的史观”，“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4]此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新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都在中国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开始独立建构这些新科学的学科体系。

泰戈尔来华与中国文化人合影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也较此前更加广泛深入了。有学者统计说：“当时出版了二百多种报刊。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约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和其他诸如《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5]这些报刊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如1915年，中国物理学家胡明复和地质学家谢家荣等人，通过《科学》杂志，把当时放射性、劳厄的晶体衍射等最新物理学成就几乎都介绍到中国来了。这一时期，报刊文章的大多数内容集中于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少量的关于量子论和放射现象的内容，另有一部分关于科学史、人物传记和科学常识等方面的内容。达尔文进化论是在晚清中国影响极大的学说，但直到这一时期，该学说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君武1920年翻译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被时人认为是当时翻译界“最大的成绩”。[6]与此同时，20世纪初年的几个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如异己染色体与基因匹配等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1917年，爱因斯坦将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融贯起来，合成《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一书出版，被举世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学说也立即传到中国。1922年和1923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都作了关于相对论的讲演，罗素在讲演中也多次高度评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致使相对论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了解。从1917年中国报刊上开始出现有关报道和介绍，到1923年上半年，关于相对论的著作、译文、报告等文章达上百篇，不少杂志还出版了相对论专号或相对论研究专栏，有关相对论的书籍出版了15种之多。其中，爱因斯坦的学生、夏曾佑之子夏元瑮1922年翻译，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相对论浅释》，是中国最早的有较大影响的译本。正是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播和引进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创立了各种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教育与研究机构，逐步建设起自己的科研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