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
1929年秋天，文艺与革命的论争逐渐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准备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经过充分酝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其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有鲁迅、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郭沫若和茅盾等人。“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左联”理论纲领宣布，其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左联”成立前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还改组、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等期刊。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先后吸收成员270余人。“左联”的成立及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五四新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为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在创作上，左翼作家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杂文的繁荣是左翼文坛以至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突出现象。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的风云多变，使杂文以其轻捷灵活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的左翼作家。除了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等文坛宿将外，一批青年作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与主张“陶情冶性”为志向的周作人、林语堂等“闲适派”和标榜“平和稳健”的“自由派”小品文作家不同，左翼杂文家强调杂文作为阶级“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战斗功用，表现出如匕首、投枪般的泼辣、犀利的总体风格。鲁迅的后期杂文政治倾向鲜明，激情饱满，论辩艺术炉火纯青，冷峻犀利而又汪洋恣肆，代表着成熟的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杂文艺术的最高境界。
杂文是鲁迅最后10年生命中文学创作最辉煌的主体部分。在他写杂文的18年间，后9年的杂文数量是前9年的3倍多，这些杂文包括《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外集》等。他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鲁迅前期的散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字里行间蕴含着过度的悲哀，对未来的前途也显露出渺茫之感。后期的杂文其思辨不仅宏阔敏锐，而且全面深邃；感情不仅深沉执著，而且明朗乐观，坚定从容，信心百倍。在当时，左翼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多数作家极为关注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现实功利性，而对艺术审美品格的追求则相对薄弱。公式化、概念化是左翼文学一个较为普遍的毛病。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从特定的领域弥补了左翼文学的缺陷，具有榜样性的意义。
瞿秋白的杂文既有由记者和职业革命家生涯形成的政治敏感，又有理论家的浓厚理性色彩，高屋建瓴，词锋犀利，明白晓畅，其名篇《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狗样的英雄》等都极具特色。作为小说大家的茅盾和郁达夫，其杂文也写得气度从容。茅盾的《回到农村去》、《现代青年的迷惘》等都紧扣时代矛盾中心，抽丝剥笋、分析透辟而又含蓄蕴藉。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郁达夫，善于在谈天说地中略作点染，示人题旨。《天凉好个秋》、《谈健忘》、《杂谈七月》等或讥评时事，或讽刺陋劣的社会心理，妙语连珠，趣味横生。一批青年作家也各逞千秋。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着意于意象的营构，有较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蕴。徐懋庸的《打杂集》和《打杂续集》文如其人，刚直锋锐。聂绀弩因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湛的理论、文学素养，故其杂文恣肆酣畅，扎实严密。其余如柯灵、周木斋等，也都较有成就。
“左联”成立后，左翼小说日趋成熟，其中茅盾和丁玲最具代表性。从《蚀》出发经过《路》、《三人行》到《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茅盾完成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三级跳”而臻于成熟，同时也把左翼小说创作推向高峰。在《子夜》等小说中，茅盾兼具小说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双重气质，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城乡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既有清醒的理性分析，又有生动的形象塑造和纵深的历时感、鲜明的即时性，全景构图气魄宏大，细部勾勒精细严谨，充分显示了左翼文学的思想艺术优势。丁玲的作品显示出了开拓者的顽强和坚韧。写于1931年秋的《水》以几乎遍及全国的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深重灾难和他们终于走上觉醒、反抗的道路。成就虽然不算很高，但其顽强的探索精神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左翼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左翼新作家以不同的艺术个性显示出共同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张天翼和蒋牧良等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社会讽刺传统，形成左翼青年讽刺文学。张天翼的作品风格峭拔，蒋牧良则朴实厚重，泼辣敏锐，展示着城乡农工的血泪人生和人心骚动。如他的小说集《锑砂》、《夜工》和中篇小说《旱》等。沙汀、艾芜、魏金枝、周文等着重描写乡土色彩和边陲风光，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审美品格。艾芜1935年出版的《南行记》，在南国异域旖旎绮丽的风光背景下展开了一幅独特的人生和艺术世界。他笔下的那些有流浪汉气质的人们，不论是滑竿夫、强盗、小偷、走私贩等，个个都残忍、狡黠，却同时有着丰富的人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沙汀的作品在1935年后有了一个飞跃，他的那些描写川西北农村生活的《逃难》、《代理县长》、《在祠堂里》、《鲁道》、《苦难》等或讽刺官吏差役的腐朽贪婪，或揭露旧军队的禽兽行径，惨淡的人生画面中升腾着愤怒的火焰。魏金枝的《奶妈》、《白旗手》等对破产农民和新兵的生活和心理有着绵密细致的描写，乡土气息浓厚。周文的《分》、《在白森镇》和长篇小说《烟苗季》等多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旧军队和地方当权者，揭露和讽刺都十分深刻。此外，叶紫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和欧阳山的《鬼巢》、《七年忌》、丘东平的《多嘴的赛娥》等都各具特色。
在左翼文学各领域中，小说创作的收获最为丰富而坚实。蒋光慈（1901—1931）是革命文学最早、最富热情的开拓者之一，对左翼小说的题材和技巧做过多样的探索。代表蒋光慈小说创作成就的是长篇《咆哮了的土地》。作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的风貌，开此后这一类小说的先河。胡也频在1930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小说以五卅运动时代北京市民反帝怒潮为背景，刻画了青年共产党人刘希坚的形象。作者把人物安置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且基本上从“革命+恋爱”的模式中蜕变出来。茅盾的《子夜》是成熟的左翼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品，它是十里洋场的现代都市景观和民族工业命运的艺术写照，以《林家铺子》和《春蚕》为代表的“农村三部曲”大规模地描写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茅盾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能够从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复杂的经济矛盾关系中展示人物悲剧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衍变的必然性。叶紫的代表作《丰收》和《火》艺术视野宏阔，形象刻画生动，立体地展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场景，中篇小说《星》以劳动妇女为主角，着力表现革命潮流推动下妇女命运的剧变，把五四作家十分重视的关注妇女命运的艺术命题推进到新的高度，时代气氛逼真，地方色彩浓郁，心理刻画生动，值得重视。
左翼诗歌也以“左联”成立分为两个时期。蒋光慈、郭沫若、冯宪章、钱杏邨、冯乃超、殷夫等普罗诗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以自己的诗歌控诉了国民党当局的残忍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悲怆而高亢，不屈不挠。郭沫若的诗集《恢复》中活跃着一位历经劫难而不屈不挠的革命诗人的身影。蒋光慈的《寄友》、《哭诉》等作品也是如此。继蒋、郭之后，年轻的普罗诗人表现出更为高昂的革命热情。冯宪章的诗集《梦后》等作品热情地讴歌理想，礼赞工农；钱杏邨的诗集《荒土》和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充满了理想色彩。冯乃超的诗集《红纱灯》铿锵激昂，明快畅达，充满神秘朦胧的美。但总的来说，普罗诗人的诗歌虽音调粗犷，激情奔涌，却粗糙幼稚，诗味淡薄。
把左翼诗歌引向中兴的是1932年5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它极重视题材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强调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前进。农村革命和反帝抗日成为他们诗歌的两大主题。中国诗歌会的代表人物有蒲风、穆木天和杨骚、任均、王亚平等。蒲风的代表作品有诗集《茫茫夜》、《生活》、《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长诗《六月流火》等，大多写农村现实生活，描绘被压迫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滋长着的烈火般的反抗情绪，诗风朴素，但艺术粗糙。穆木天倾吐着反帝抗日的民族情感，杨骚多通过爱情题材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