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
文艺总是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尤其是文学，常常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传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外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古典文艺仍占主流，但近现代文艺即民国当代文艺也受到一定重视，且总体说来，世界各主要民族对中国文艺的了解较以往大大加强了。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首先表现为古典小说名著被大量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无论是内容的完整性还是准确性都有提高。如《红楼梦》，民国前仅有英国人焦里的前56回英译本，此期则先后出现了华人王良志的第一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7年纽约版），华人王际真的第二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9年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后者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作序，他在序中高度赞扬《红楼梦》说：“《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都受惠不浅。”[23]此译后来又被转译成泰国文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德文译作，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1932年翻译出版的节译本。他在译序中指出：“《红楼梦》的内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写是生气勃勃的和充分个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难忘的。”[24]该译本后来不断修订重印，并被转译成英、法、意、匈、荷等多种文字。日本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红楼梦》译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的全译本（1920—1922年作为《国译汉文大全》第3卷出版），岸春风楼的节译本《新译红楼梦》（1916）等。著名汉学家大高岩等人，还对《红楼梦》进行过高水准的研究。
《三国演义》的翻译和传播此期也有了新的发展。1925年，英国人邓罗（布鲁威特·泰勒）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英文全译本，后来曾在美、日等国重印，并有波兰文等其他文字转译本。译文虽有不少问题，但在东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1940年，库恩根据中文节译出版《三国志：中国故事》，这是最具魅力的《三国演义》德文译作，曾被转译成荷兰等国文字。在日本，此期《三国演义》的译本至少有6种以上。不少译作还是绘图本，如吉川英治1930年翻译出版的《三国志》，译者在序中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悲愤慷慨，或幽默夸张，读来趣味横生，不禁令人拍案三叹！”[25]
越南、朝鲜、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也非常喜爱《三国演义》。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越南翻译《三国演义》大约始于1908年，有影响的译作多是民国时期所译，如阮安康1918年的译本和严春览1931年的译本等。1923年，潘继丙译《三国演义》全译本在河内出版，后经裴纪校订，多次再版，是越南最为成功的译作之一；1949年，洪越又译成120回《三国演义》越文全译本。《三国演义》的故事对越南文艺特别是戏剧产生过积极影响，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介绍，1912—1949年间，仅他所见到的越文版三国故事剧本就有20余种。在朝鲜，《三国演义》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这一时期，许多朝鲜作者都致力于把《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改写成朝鲜流行的中篇小说，这类小说有《关云长实纪》、《张飞马超实纪》等，李福清提到的就达15种之多，且许多都是再版4次以上，如《关云长实纪》就有1919、1923、1925、1932各年版，可见朝鲜人民对它的喜爱程度。[26]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也极受欢迎，模仿《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文笔写作风行一时。从20世纪20年代起，泰国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经常刊登中国小说。泰国作家喜欢将其中部分精彩情节编成舞剧表演，除《三国演义》外，《封神演义》和《说岳全传》等也是经常的取材对象。泰国歌剧、暹南的六坤戏，亦大都上演《三国演义》的故事。[27]20年代在马来西亚的一家马来文报纸上，有两人竟同时翻译《三国演义》，彼此竞争激烈，互为不服，并要求报纸公开评判译文的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小说在海外的影响之一斑。
《西游记》的英、法、德、捷克等西文译本都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现的。最早的西文译本是李提摩太的英译本《圣僧天国之行》（1913）。影响最大的西文译本是阿瑟·韦利英译的《猴》（1942），它有德、捷克等多种文字转译本。最早的法泽本由法国汉学家莫朗1924年提供。在日本，此期则出现了宇野浩二等人翻译的《西游记》新译本达6种以上。
《水浒传》较早的英译本出现于1929年。最有影响的英文译本是赛珍珠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它1933年首版后曾多次再版。法文选译本出版于1922年。德文译本出现于1927年。库恩1934年出版的120回节译本，是德译本中最成功的，它名为《梁山泊的强盗》，有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等多种转译本。在译“跋”中，库恩说：“没有必要对《水浒传》的价值多费唇舌，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28]至于日译本，此期则起码出现了不下5种。同时，日本学者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著。
《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三言”、“二拍”等中国古代著名小说，此期也在国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金瓶梅》最有影响的西文译本，是库恩的德译本，它出版于1930年，此后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英、法、瑞典和芬兰等多种文字。他在“跋”中称赞此书“描写常有辛辣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的是属于最好的作品。”在欧洲，《聊斋志异》此期至少出现了4种法译本和6种德译本。英译本除了翟理思的旧译重出之外，新翻译的也不下3种。
华人吴益泰的法文著作《中国小说书目与评论》（1933），曾在欧美长期流行，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必备书。赛金花的英文小册子《中国小说》（1939），虽不尽准确和深刻，但对中国小说的介绍还是引人入胜的，对西人了解中国古典小说产生过一定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向外传播特别是在西方的传播，民国时期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是高潮。英国的阿瑟·韦利和庞德，美国的费诺罗萨等人在这方面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韦利以擅译汉诗著称，他的译作以自由体译成，朴实无华，但讲求格律，在欧美较为流行，代表作有《中国诗选170首》（1916），《中国诗选续集》（1919）等；费诺罗萨是美国的东方学家，20世纪西方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艺术需要综合性思维，而综合性思维则需借助于丰富多彩、意义隽永的诗歌般语言。在这方面，西方拼音文字由于受到字形、语法和逻辑等因素的限制，远不如汉字理想，于是他写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特点，致力于诗歌的革新运动。英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得到他的有关手稿后，如获至宝，他一面整理出版了费氏的《神州集》（1915）、《汉字作为诗歌媒介》（1919），宣传和发展费氏的诗媒理论，一面在翻译和创作实践中，千方百计用拼音文字体现他认定的表意文字——汉字的特点与活力，尽量实现视觉意象，努力把诗句分成若干较小的视觉单位，用并置法加以联结，借以增强意象的含蓄性和流动感。其代表作有《五年间》等。他翻译的中文诗和创作的英文诗生动活泼，不拘泥于音步和韵脚，以传达原作的意境为主，一时风行于欧美。他的实践对西方现代派诗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诗媒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吸收，虽未必会得到严谨的汉学家的认可，却是文学交流的一种正常途径。他们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事物，也就是西化的中国文学，这种创造性加工有时比直接借用更具有启发意义，即使对于输出国中国来说，也可以借此更加明晰地反观自己的文字及其文学的特质。[29]此种创造性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的现象，在此后的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那里也有体现，前者化用道家思想，后者翻新中国戏剧美学，都属于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法国汉学家莫朗编译《中国文学论集》（1912），华人曾仲鸣、徐仲年、罗大纲分别用法文编译《中国历代诗选》（1922）、《中国诗文选》（1933）和《唐人绝句百首》（1942），德国学者奥托·豪塞尔翻译《中国诗作》（1921），汉学家查赫翻译唐诗，弗莱彻尔出版《瓷亭：中国抒情诗歌模式》（1927），阿列克谢耶夫主编俄文《中国古代抒情诗选》（1923），安东尼思·卡斯特罗·费若翻译葡萄牙文《中国诗选》（1922），马塞洛·德·胡安翻译西班牙文《中国诗歌精华录》（1948）等，都曾在欧美各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作出过贡献。
古典戏剧乃此期中国文学外播不容忽视的又一方面。《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窦娥冤》、《灰阑记》等名剧在不少国家都有新译本或译文出版。以《西厢记》为例，英译本此期主要有熊式一和亨利·哈特20世纪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尤以熊式一1935年的译本影响为大。熊氏为华人，著名的戏剧翻译家，他所翻译的剧本《王宝钏》在伦敦也享有盛名。法译本主要有莫朗和华人陈宝吉20世纪20—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全译本。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分别以洪涛生1926年、奇尼1916年的译本较有影响。日译本则至少有中村碧湖等所译《西厢记》四种以上。
另外，此期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戏剧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都大量出现。在西方，以英文、法文方面为最多，英文代表著作有凯特·布斯的《中国戏剧研究》（1922），阿灵顿的《古今中国戏曲概论》（1930）等；法文则有卡米尔·普佩的《中国戏剧》（1933），华人学者陈绵和蒋恩凯分别用法文写作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1929）、《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1932）等；民国杰出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在德国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音乐，他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歌剧》，1934年在日内瓦出版，对德国人了解中国戏剧不无贡献。在日本，此期研究中国戏曲成绩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专家，如青木正儿、今观天彭、长泽规矩也、丰田穰等，其中尤以青木正儿的《支那戏曲史》等著作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中国戏剧家们还纷纷走出国界，弘扬中国戏剧，为中国艺术赢得了荣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著名昆曲演员韩世昌、侯永奎，粤剧演员红线女、文觉非等人，都曾到欧美、日本或东南亚各国表演、考察或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其中尤以梅兰芳的出访最有影响。1919—1924年，他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受到日本文艺界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其表演舞姿被誉为“梅舞”。1930年2月16日，他又率京剧团访问美国，历时半年，演出72天，受到的欢迎较在日本尤有过之。喜剧大师卓别林、戏剧评论家罗伯特·里特尔等都对他带去的京剧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者激动地说：“我也许只懂得其中的百分之五，而不了解其他大部分，但这足以使我为我们的舞台和一般西方的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因为这是一种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而正规的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的表演似乎没有传统，根本没有往昔的根基。”南加州大学特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学位的典礼上，邓肯博士称赞他是“中国大艺术家”，“艺术之高，世界已公认”，“这次访美演出又沟通东西方文化，梅先生有功于世界”。[30]
1935年3月，梅兰芳剧团赴苏联访问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苏联著名艺术家尼·瓦·彼得洛夫公开承认他完全“迷上了”梅兰芳艺术，他的许多同行“都为这位出神入化的演员的登峰造极的演技和中国古典戏剧所具有的最深奥的秘密所倾倒了”。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在演出座谈会上指出：“梅兰芳博士这次来我国演出的意义，比起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意义要重要得多。我们目前仅仅处于惊讶和着迷的状态。可是，在我们的中国贵宾走后，他们给予我们这些本国新戏剧的创建人的影响，将会像一枚定时炸弹那样爆炸开来。”他尤其欣赏京剧中广泛使用的“假定性手法”，认为它可以使人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断言“梅兰芳的假定性最接近于我们的时代”。[31]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当年，他排演《黑桃皇后》时，就大胆运用了这种假定性手法。
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6年，他写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一文，盛赞中国戏剧的象征手法、演员与剧中人物保持某种距离等方法，认为中国戏剧是一种更符合人的审美本性与欣赏习惯的艺术。布莱希特的夫人魏格尔曾明确表示，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柏林剧团的艺术中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32]
在西方，这一时期对中国艺术宏观研究最有成绩的，要数长期在瑞典工作的芬兰籍汉学家喜龙仁，他的巨著《中国早期艺术史》（1930）和《中国艺术三千年》，是较为全面宏观研究和介o绍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仅前者就有百万言。他还著有《中国的园林及其对十八世纪欧洲的意义》、《中国艺术家画论》等名著，后者是一部最早较完整地把中国艺术理论介绍到西方的著作。[33]此外，美国汉学家福开森对中国艺术也颇有研究，编著有《中国艺术综览》、《中国艺术大纲》、《中国画》、《历代著录吉金目》等有价值之书。在日本，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太田孝太郎的《古铜印谱举隅》等著作，也对研究和传播中国美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民国绘画艺术大师辈出，佳作名作如林，不少作品连同古代艺术品此期流传到海外，深受各国艺术家的喜爱。英、法、德、俄、日等国还曾多次举办过各种形式的中国艺术展览。刘海粟、徐悲鸿等艺术大师也经常出国讲学，举办画展，弘扬中国的绘画艺术。如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刘海粟就曾先后到日本和欧洲讲学、展画，被日本艺术大师桥本关雪誉为“东方艺坛的狮子”。游欧期间，他与马蒂斯、毕加索等名家交游论艺，积稿300余幅，并主持中国现代绘画展览在汉堡、海牙、日内瓦、伦敦等地巡回展览，使中国文化“震动全欧”（蔡元培语）。1933年，徐悲鸿组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举行，此后移展于比、德、意、苏。展览7次，成立4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馆与大学。这是民国美术史上最早出国的大型中国美术展览会。40年代，徐悲鸿还曾应邀到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举行画展。
中国近现代文学此期在海外的传播，以现代文学为主。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曹禺、艾青等人的作品，都曾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出版。如苏联1929年即翻译出版鲁迅文集俄文版，包括《阿Q正传》（由瓦西里耶夫翻译，曹靖华协助而成）、《孔乙己》等篇；日本杰出的国际主义斗士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9月前完成了日文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后来以6大卷出版。伦敦也出版过《阿Q正传》英文本，题为The True Story of An Q。茅盾的《动摇》、《子夜》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被译成俄文出版。此外，被译成英文或俄文的还有沈从文的《边城》，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小说以及艾青、田间等的诗歌和刘白羽等人的散文。英美等国还翻译发行《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歌选》等，这些文学作品，既增加了海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有力地激励了他们的反法西斯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