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学
经济学最初传入中国，是在晚清时期。它早期的译名有富国策（学）、富国养民策（学）、理财学、计学、生计学、平准资生学、经济学等，最后统一于“经济学”[2]。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讲演时主张采用“经济学”的名称，这对“经济学”的统一使用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经济学”名词的使用才逐渐趋向一致。[3]
民国以前，西方和日本经济学的中文译著出版过不少，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经济学著作也已出现，[4]京师大学堂还于1902年设立了通商与理财科，讲授经济学的课程。进入民国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关经济学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与此相应，开设经济学课程和设置有关学科的大学也逐渐增多。1919年，南京高师即成立商业专修科，南开大学也于同年设立商科，1923年更诞生了上海暨南商科大学。
经济学最初都是附属于商科的，后来又与政治学合并，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系，如1928年武汉大学在其社会科学院中设立政治经济学系，1929年，暨南大学也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至于大学中成立独立的经济学系，除了北京大学等极少学校成立较早外，都是1928年和1929年以后的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里，出现了不少经济学会。留美中国学生也组织过类似的学会。这些学会有的还办有专门刊物，如北大经济学会就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当时，成立较早、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会组织，为中国经济学社。它是经济学家自行组织的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宣读专业论文。1924年和1927年，留美学生经济学会，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会先后并入该社。1930年，中国经济学社修正社章，设总社于南京，表明其宗旨为：提倡经济学术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学之发展。该社成员甚多，遍及全国各地，其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各学术团体中恐怕仅次于中国科学社。[5]此外，民国时期较重要的经济学团体，还有陈翰笙1931年与进步青年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及各高校先后成立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前身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3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的还有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等。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与统计等科目，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颇有成绩。该所自1932年起开始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此外，它们所组织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也很有影响。
民国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几乎可以找到西方任何一家经济学派的著作。德国历史学派流行于20年代及以前。受此派观点影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此派的代表性著作《经济学历史方法论》（罗雪尔著）和《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施穆勒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经济学说是以奥地利学派柏姆—巴维克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经济学。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资本实证论》、《资本与资本利息》，都有过中译本出版。其他边际效用学派的名著如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都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和庇古的学说，也曾在30年代流行于中国，不少大学还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英文原本书作为教材。
相对于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热闹情形而言，此期对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介绍不免显得有些冷清，郭大力、王亚南和林光澄等少数几人致力于这项工作，译有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等著作。
有关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译著的大量出版，是此期译介国外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仅1921—1938年间，就出版这方面的译著近50部，比较流行的有基德·里斯特和英格拉姆的几本《经济学史》；韩纳和司科特的两本《经济思想史》以及史盘的《经济学说史》。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中国学者拓展眼界，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和教材也纷纷出版。据统计，1921—1948年间，仅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类著作就达30本之多。其中，最为流行的有影响的是刘秉麟的《经济学》和赵兰坪的《经济学》。前者1919年已出修订本，1925年后曾再版10余次；后者在体系上属于边际效用学派，1933—1947年间就印行了26版，可能是民国时期再版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书籍。[6]
此外，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的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也是20世纪三、四年代有影响的经济论著。其特点是比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当时西方的新流派学说。如在《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就简要地介绍了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此书在抗战后的中国一度广为流行。
虽然，上述著作主要根据西方理论来构建体系，但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中国的经济资料和经济问题，并以此来进行理论的说明，这是民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传播。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以劳动为单位，以劳动者为本位”，并宣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也都曾宣传过这方面的思想。1931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不过，最早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要算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该书1934年由北平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经济学巨著从1919年起就陆续有枝节片段的译述，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千家驹等进而翻译出版了该书部分内容的译本。1938年秋，郭大力和王亚南首次从德文原版将《资本论》全部译毕，交付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这不仅是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积极贡献，还为中国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范例。其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首次大胆地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民国时期，接受马克思经济思想指导，研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较有成就和影响的经济学家，首推陈翰笙。陈氏为江苏无锡人，早年留美，获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赴苏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到蔡元培的赏识，领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1929—1934年间，他先后率领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慕桥等大批科研人员对江苏、华北和广东等地农村作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写成《亩的差异》、《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论文和著作，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不少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此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所作的有价值的经济调查和统计成果。如北平社会调查所及其前身社会调查部，1927—1931年间对河北、山东棉花贩运的调查；对河南、山西等9省粮食的调查；对北平和上海工人工资、生活费等的调查；对百年来银价变动、中国内外公债和赔款的研究和统计等，都是有成绩的[7]。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所进行的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也值得一提。其农家经济调查持续了5年（1921—1925），范围广及7省17县2644个田场；土地利用调查则持续了4年（1928—1931），所及范围更广，遍及22个行省、168个地区。所调查的内容具体细致，并写成报告发表，对了解当时的农村经济大有助益。[8]
除了对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较有收获外，民国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也进行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如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时，马寅初等人就曾致力于研讨此一问题、纷纷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财政学、会计学、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在民国期间也均得到了发展，并开始了各自的学科建设，由此可见这门学科内容丰富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