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历史条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之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39]。《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甚至教科书的编纂要点也规定：“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以巩固统一国民之基础。”[40]此处的“五族”是泛称，它代表着当时国内约55个少数民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族共和”、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用以概括这种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称谓，民初开始也广泛流传开来。这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通过教科书广泛传布的政治原则，对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建，政府即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又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同等，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同时，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物。1913年经蒙藏事物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藏少数民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国民党掌权后，将蒙藏院改为蒙藏委员会，蒙藏专门学校也继续开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文化教育事业，至少表面上还是较为重视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实施原则，其中第7条就表示，要注重满、蒙、苗、回、藏、瑶等教育的发展。抗战爆发后，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其重视程度又有所加强，这对缩小民族之间文化的差距是有益的。
但必须指出，国民党后来对孙中山确立的“民族平等”原则，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倾向。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不承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称之为“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即“宗族”。声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综合而成的”。因此，他们推行一种以“化一风同”为目的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化传统，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曾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造成过极大的伤害。
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称得上是“民族平等”原则真诚的信奉者和彻底的实践者。早在1922年的“二大”宣言中，中共就提出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以后又不断加以重申和发展。如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出其总方针是“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基本政策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其二，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各级政府中享有一定的位置；其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帮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其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其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和行动。[41]在边区，中共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帮助他们开办伊斯兰小学、蒙民学校、抗日回蒙学校等。边区各大学如延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也都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员。陕北公学还专设民族部，1941年又扩大为民族学院。为蒙、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和干部。此外，边区还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等，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得以进一步交融的最深厚的社会政治基础，乃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体的独立和富强而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国年间所涌现的众多的全民族英雄之中，有不少就属于少数民族同胞。像回族的马本斋、郭隆真和马俊；土家族的向警予；壮族的韦拔群；水族的邓恩铭；侗族的龙大道；白族的周传中和朝鲜族的许亨植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正是在相濡以沫、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加强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和情谊。
另外，交通业和文化传播业的空前进步，社会流动幅度的急剧加大，也为此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前者的纽带作用自不待言。关于社会流动的影响，最为突出的事件，莫过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战时期全民族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区的大规模转移。红军长征先后转战了17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东乡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直接接触，此前似乎还不曾有过，从而为彼此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红军所到之处均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又把这种机会变作了真正的现实。[42]这一点，从各民族文学史中所记录下来的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和颂歌中，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汉族文化人的大量内迁，直接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密集型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抗战时期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高峰。这时，探讨少数民族问题和文化的各类报刊大量创办，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凡此都为此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