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化对文化的影响
民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此期政治经济的显著影响，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态势。
其表现之一在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近代新文化成长的物质基础，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确立和维持，又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某种“合法”空间，并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民主自由成为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遏止的时代潮流。
诚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均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中华民国”不过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但这块有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之支撑的招牌绝非可有可无。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欺骗时，就不能不受到它自身的某种限制，从而有所顾忌。同时，这块招牌也成为时刻提醒、激励人们向往和追求真正民主理想的一种象征，一种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合法”而有力的斗争武器[3]，甚至成为统治者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击的有效手段。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便无法完全压制或消除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且塞愈严则流愈急。民国时期，许多进步文化运动的发生，都包含着直接反抗统治者压制民主文化发展的因素在内。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国民党统治下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如此。总之，由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封建专制因素日益受到削弱，民主主义因素不断得以增长，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其表现之二在于：伴随着新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出现和成长起来，并通过与各种文化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此，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真正地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就在中国人满腔热情地追求西方近代文化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丑恶现象，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出来。于是，许多中国人对他们所一向尊崇的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当时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出于对自身文明的失望，提出了向东方和中国学习、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文化的主张，一部分敏感的中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保守者则鼓吹起传统文化的优越来。更多的中国人此时陷入了迷茫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认识到苏维埃俄国的道路，既能使其超越封建文化、又能使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是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化之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运而生。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和文化道路的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一改昔日的被动状态，以极大的主动和创造精神，开始了新的文化追求，从而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的文化，它在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崛起，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文化的搏争中壮大，直至确立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其表现之三在于：民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特别是政党斗争和政权分割的多元政治形势，决定了民国文化的多元格局，即多种文化并存、两大文化阵营对垒的局面；同时也赋予了它鲜明的政治性格。
在整个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作为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意识形态表现的文化也同样呈现出比晚清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构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将此期的文化成分概括为三种：一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者，都属于这一类；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当然是就其主要成分而言，如果分得细些，还有更多。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文化，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化组合与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场景。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代表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文化阵营和代表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化阵营之间的斗争，始终异常明显并占据着突出位置，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变动的重要线索。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文化扮演了领导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角，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联合进攻下，只打了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五四之后，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领袖了。它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肩上。
民国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强烈的政治性。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人物、团体、思潮以至于文化运动，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无论是进步的文化，还是反动的文化，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很少有属于“纯学术”或者“纯文学”的东西。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急剧变化的政治风潮，在文化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它们不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框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方法，或是以自由主义为立论根据，从而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这一特点的形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有其必然性，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表现之四在于：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导致了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
首先是地域分布上不平衡。部分沿海沿江地区文化较为发达，特别是上海，一直是民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文化方面不啻是全国的“半壁江山”，简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4]，而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文化相当落后；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农村则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城市中，大多出现了以近代新式文化为主导的中西文化并存状态，而广大内地村镇，相对封闭的环境和落后的小农经济，使其仍主要固守着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程度不一、但总体落后的各自的民族文化。从社会阶层的分布上看，也很不平衡。少数有产阶级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的劳苦大众，则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和享受现代文化的权利，他们基本上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也极其之少。
值得一提的是，政权的分割及其所采取的不同性质的文化政策，使一些经济发展大体相当的地区，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原本业已存在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此种现象在晚清时期已见端倪，但总体来说尚不明显，到了民国时期，则凸显出来，成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新的表征。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曾经出现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三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它们分别统治的广大乡村地区，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总的说来处在三种不同层次。其中，日伪统治区的文化所处层次最低。它们所推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实行奴化教育，竭力提倡封建复古和封建礼教，鼓吹盲从和迷信。采取各种手段，百般摧残和破坏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能够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文化。[5]因此在这些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了其进步的因素，因而处在较高层次。[6]政权的分割也具有某种正面的文化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控制力，使进步文化得以在其统治的缝隙中生存和发展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沿江地区和上海、北平等发达城市的文化设施、文化人曾大规模内迁，一度使上述文化布局有所改变，如民国文化的重心由上海移到武汉再移到重庆，偏僻的云南一下集中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团体，诞生了西南联大这样高水平的院校；落后的广西骤然出现了繁荣的“桂林文化城”等。但这种改变的程度是不能夸大的，抗战胜利后，这些先进的文化又随着机构和人员的撤离而大大削弱。
最后，民国社会对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不容忽视，那就是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气势磅礴的全民族抗战，激发了奔涌不止的民族主义热情，成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新文化得以发展的巨大动力。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一场空前的民族文化振兴运动得以开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日益扩大和深入展开的中外交往所导致的全方位、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又为之提供了革故鼎新、综合创造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