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发展中少数民族的贡献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酿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民国文化的宝贵神髓，是此期一切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这一点，从前面所提到的向警予等为代表的众多出自少数民族的英烈们身上，可以真切体会而无需赘言。
除了他们对本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推动，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贡献外，在民国文化发展的众多领域里，也都凝聚着少数民族人民辛勤创造的汗水和卓而不凡的成绩。
比如语言学方面，可与赵元任、李方桂等相提并论堪称一代大师的罗常培先生就是满族人。罗氏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也有不少开创之功。他所著《厦门音系》（1930）、《唐五代西北方言》、《临川音系》（1939）、《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语言与文化》（1950），多已成为民国语言学的经典之作。纳西族人方国瑜先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专擅东巴文和纳西族语言研究，曾著《纳西象形文字谱》等。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后来著有《彝族史稿》等名著。此外，像回族的马坚、王敬斋，也都是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为回教的研究与传播作出过突出贡献。
历史学方面，少数民族中更是大家辈出。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是维吾尔族人，向达是土家族人，白寿彝是回族人。翦伯赞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20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的总结。它的问世，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渐趋成熟。此外，他的《中国史纲》两卷，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优秀著作。向达学识渊博，学术贡献殊多，尤其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其代表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中外交通小史》（1933）和《蛮书校注》等。白寿彝在民国时期也已显示出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才能，其重要著作有《中国交通史》（1937）、《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
哲学方面，水族的邓恩铭、白族的张伯简等人值得一提。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0年参与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张伯简是我国早期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编著《各时代社会经济元素表》，为中共出版机构多次印行，1936年，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为名将其查禁。他还译编有《社会进化简史》一书，为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发展简史的理论著作之一。1925年该书在上海和广州出版。次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将其列为10种“授课以外之理论读物”中之一。直到1943年，在毛泽东心目中，此书仍是值得一读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著作。[50]此外，20世纪40年代，蒙古族著名文化人齐燕铭在批判蒋介石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方面，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其中蒙古族人萨空了是突出代表。他先后担任过《世界画报》主编、《立报》总编辑、《光明日报》总经理和秘书长。总编《立报》期间，实行小型报纸精编主义，销数达20万份，为全国之冠。他还是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曾在民国学院新闻系等校讲授新闻学，所著《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对新闻和报纸发展的规律作了独到的总结和分析，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51]
文学方面，仅满族作家老舍一人已足以让少数民族感到自豪。《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早已成为民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杰作，并为我国的文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
艺术更是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最有贡献的文化领域之一。以京剧论，不少民族都有自己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一代京剧大师程砚秋就是满族人。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创造出一种幽咽婉转的唱腔，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程派”。他所编写的剧本如《鸳鸯冢》、《青霜剑》、《荒山泪》等，大多表现旧社会妇女的悲惨遭遇。中年后，他兼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对舞台艺术和剧种源流等的探讨，也颇有收获。日本侵占华北时，他深居简出，拒绝出演，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骨气和可贵人格。蒙古族人言菊朋，回族人侯喜瑞，也都是一代京剧名家。言氏师承谭鑫培而有所发展，他注意音律和四声调值，形成一种婉转跌宕的唱腔，世称“言派”。所擅演的剧目有《让徐州》、《卧龙吊孝》等。侯氏则擅演《青风寨》、《盗御马》等剧，饰《战宛城》中的曹操，工架精美，别具一格。
在绘画和武术等方面，少数民族中也不乏技艺高超、影响全国的高手。土家族画家张一尊以擅画马著称，山水花鸟造诣亦精。另一土家族人黄永玉，则以牌画享誉画坛。在民国武术界，回族人王子平极具影响，他幼习武艺，精于摔跤和各式长拳，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等地从事武术活动。曾任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门长。其后来所作《拳术二十法》为中国武术名著。
以上只是粗略地举出几例，远不能反映少数民族对发展民国文化所作贡献之全貌，但仅此已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乃是华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
[1]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36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2]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24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3]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1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4]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4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戴念祖：《五四运动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3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长虹：《走到出版界》，14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7]《今年该是什么年》，《文学》第4卷，第1号，1935。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7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10]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2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36～3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13]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290～29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14]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251～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5]《德人之研究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1922年第4期。
[16]同上。
[17]辜鸿铭著、奈尔逊译：《呐喊》译者前言，1920年德文版。
[18]东君：《世界必须自由，天下才能一家》，《新华日报》，1943-08-09。
[19]《一位捷克兄弟的来信》，《新华日报》，1938-07-25。
[20]王礼锡：《英国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表示》，《文艺阵地》第2卷，第9期。
[21]王礼锡：《英国文化界的援华运动》，《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
[22]《阿特丽女士欢迎小记》，《抗战文艺》第2卷，第4期。
[23]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27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24]同上书，275页。
[25]同上书，25页。
[26]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47～48页。
[27]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518～52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8]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68页。
[29]周发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西播大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30]施建业：《中国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18～19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93。
[31]同上书，19～20页。
[32]同上书，20～21页。
[33]张静河：《瑞典汉学史》，18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34]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20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5]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36]罗常培：《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央图书馆月刊》第1卷，7～8期合刊，1941。
[37]张孟闻：《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8]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39]《孙中山全集》第2卷，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0]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1]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104页。李绍明：《民族学》，26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42]王跃飞：《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43]程裕祯：《中国学术通览》，418～419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44]满月：《汉藏佛教之光》，《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汉藏佛教关系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45]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486～488页，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46]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7]满月：《汉藏佛教之光》，《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汉藏佛教关系研究》，13页。
[48]该书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据手抄本正式排印出版。王沂暖、唐景福的《藏族文学史略》1988年版第243页称：“汉文小说，有藏文译本的，我们现在只见到这一种……虽系略译，也觉得十分可贵。”
[49]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412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50]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267～28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1]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395～39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