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三省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在这14年期间，日寇为建立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极力推行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教育虽比关内落后，但随着民族上商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此时已有中小学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70万人，教职员24000多人，有东北大学、交通大学等3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日寇占领东北后，一方面命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一方面对广大爱国师生进行血腥镇压和屠杀。当时东北地区的高等学校除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往关内外，其余学校一律被封闭。

在破坏东北原有教育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建立其殖民地教育体系。1932年，日伪提出的殖民地教育方针是：“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世界大同”。这个方针的特点，是利用中国的封建思想，来调和东北青年对日寇的仇恨心，使之与日本人讲仁义礼让，达到使青年屈服于日寇统治的目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33年开始对教育事业进行整顿，到1933年底，恢复了中小学900所，有学生50万人。小学仍按原来的“四二制”，中学则取消了原来的普通中学，一律改为工、商各科的所谓实科中学。在高等教育方面，则代之以为强化伪政权的统治、培养军政宪警的养成所或专门学校，如“资政局训练所”、“政法学校”、“警察学校”等。1933年，伪政府认可了“奉天医专”和“哈尔滨医专”，次年开始建立公立“吉林高等师道学校”，1935年建立“奉天高等农业学校”。1932年7月，成立于伪大同学院，专门培养推行殖民统治的“中坚官吏”，1938年5月成立伪建国大学，1941年成立伪王道书院，培养各种统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日伪规定：暂用四书孝经讲授，凡是不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教材一律废除。据统计，当时被废的教材达156种，甚至有关中国的币制、度量衡内容的教材也在废弃之列。但在新编的教材中，充满了歌颂日本侵略者以及日伪的所谓“诏书”、“宣言”等。

1937年5月，伪政府公布了《学制纲要》，对教育方针、学校系统、各级学校的任务等都作了规定。它规定：“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之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在此教育方针中，要求教育必须以效忠日本天皇的精神训练学生，而知识教育仅占很小的比重和地位。强化思想奴役、降低文化知识水平，是这个教育方针的本质特征。《纳要》规定的学校系统为：初等教育方面，国民学校4年，国民优级学校2年，国民学舍、国民义塾为3年并为单设；中等教育方面，国民高等学校为4年，分农、工、商、水产、商船等五科，女子国民高等学校4年，职业学校2年，分为农、工、商等科，师道学校和师道特修科2年；高等教育方面，各科大学和高等师道学校均为3年。这是一个典型的短学制、低程度的殖民地学制。

在教学内容上，从1935年起，伪政府规定中小学教材必须使用“国定”教材。小学设“国民科”并定为小学主课，把政治、语文、自然、地理、历史合并起来，对小学生宣传“东北非中国之领土”、“满洲人非中国人”以及“满洲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之盟邦”等歪曲历史、宣扬侵略有理的奴化思想。国民高等学校以“国民道德”为主课，向青年灌输服从伪帝、崇拜天皇的思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在东北实施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战时体制”。所谓战时教育体制，首先是设立“文教审议会”，以伪国务总理大臣为会长，对战时条件下实行的各种文化教育政策进行审议。其次是确立战时教育方针：“建国精神”之发扬；实务教育及勤劳训练的彻底实施；身体锻炼和国防训练的强化。根据这个方针，1943年3月，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改，把“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强化对青年学生进行“惟神之道”的奴化精神灌输，迫令学校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师生每天朝拜。规定在中小学校设置终日实务实习、勤劳奉仕、终日教练、体练等课程。1942年12月，伪政府又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强制学生进行“勤劳奉仕”劳动，随后，又对所有的大学宣布实行“决战体制”，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使之充当“大东亚圣战”的炮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中国大片地区，并扶植成立各种伪政权，积极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宣传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所谓“日满华共存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原则下实行“怀柔”政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提倡复古，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灌输奴化思想。

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教育行政机关，在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成立后设有教育部，并在各省设立教育厅，各县设立教育局。汪伪国民政府后，也设立了教育部，统一领导统治区的奴化教育。抗战初期，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摧残，日伪通过汉奸政府一面开办许多短训班培养汉奸官吏或师资，一面接管原有的学校和文化机关，逐步恢复大中小学校，同时还创办一些学校，积极建立伪教育体系。1938年，日伪首先在北平建立了新民学院、外国语学校，培养精通日语文的经济和外交类汉奸。1937年底，日伪着手将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成立伪国立北京大学；将原北平师范大学分为北京师院和北京女子学院；将原国立北平艺专改为北京艺专。维新政府在南京设立南京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并筹办培养汉奸的维新学院、警官学校等。

抗战初期，中等教育几乎全部停办。1938年后，为实施奴化教育，日寇勒令各校一律开学。为培养一些奴化教育的师资，日伪建立了一些师范学校。据统计，1939年伪临时政府所辖的华北只有中等学校197所，比1937年的592所减少了三分之二。河北省由244所减为5所，山西省由70所减为2所。1939年，日寇在其“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中提出“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的任务，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也决定两方教育一体化，以村落为单位设立中心小学制度，但进展不大。据1939年的统计，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1248所，初小20356所，幼稚园25所，仅相当于战前的五分之一。

日伪颁布的教育宗旨是：“拒绝党化及溶共等思想，依据东亚民族集团的精神，发扬中国传统的美德，以完成新中国的使命。”其实质就是封建主义与投降主义相结合的反共、媚日、卖国的汉奸教育。因此，从课程设置上看，表面上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均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科目，各大专学校也设有有关专业课，但实际上原来的课本却一律禁止使用，代之以贯彻奴化教育方针而删改修订过的教材，充斥着“中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汉奸论调。同时，日伪规定日语为必修课，并且将此作为中日亲善的标志。不仅如此，各地伪教育行政机关，对日语教学还订立了许多奖励办法，不遗余力地推广日语教学。

日伪对东北和关内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受到了沦陷区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反对。大批师生在日伪占领学校后，决心不做亡国奴，抛弃舒适的学习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投奔解放区或大后方。许多无法离开沦陷区的爱国师生，宁肯失学或失业，也拒绝到日伪学校读书或教书；有很多师生宁肯去私立学校和英美教会学校读书或教书，也不到日伪公立学校中去。致使日伪在各地所办的学校规模很小，师生稀少。伪广东大学开办5年，四届毕业生仅200人，伪北京大学开办8年，虽建立了6个学院，但每院实际只有几十个学生。抗战胜利后，日伪殖民统治体系瓦解，奴化教育得以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