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俗学
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民俗发生、发展、影响及其规律的一门人文科学。我国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和最早的民俗研究，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却由国外舶来。
“民俗学”这个中文名词，周作人1913年即已从日本引进[15]。不过此一名词正式为国人所知，还是在1922年。同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宣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
民国民俗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8—1927年为其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年为奠基与开展时期。[16]
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民国民俗学最初的源头。1918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沈兼士等人为了创造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想到民俗材料中去寻找活力和养分，因此开始注意起歌谣。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个歌谣征集运动，并于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又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周刊的发刊词中，他们声言要把“民俗学”当成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来做，而以收集、整理和研究歌谣作为其突破口。该刊的主持人为周作人和常惠。1923年5月，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公开发表了张竞生拟定的一份内容丰富的《风俗调查表》，对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风俗调查会曾组织会员调查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等地的风俗，还举办了风俗物品展览等活动，引起了一些报刊如《京报副刊》等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版的有关民俗的书籍，也显然比以前增多了。其中较重要的有胡朴安1923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它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全国风俗志，收集保存了全国各地区许多有用的风俗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和1912年张亮采撰写出版的《中国风俗史》，成为我国民俗学史、志最早的两部学术专著。
1927年底以前，中国较重要的民俗学调查和研究组织，还有顾颉刚等人成立的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等。
在中国民俗学的发端和开拓期，其主要的研究活动和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均表现在歌谣方面，仅歌谣的收集就达一万多首[17]。除歌谣外，关于民间故事和民俗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顾颉刚是这一时期民俗研究成就最大者。他率先对吴歌进行搜集整理，发表《吴歌甲集》等著作，曾引起沈兼士、魏建功的通信讨论，对我国歌谣的搜集和研究影响极大。同时，他还广泛征求孟姜女故事的有关材料，进行历史和地理的多方面分析和比较，撰写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等文，还编辑了《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等书，后来又不断对其加以扩展和深化，为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树立了一个出色的范式。
此外，顾颉刚还直接组织了著名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活动，调查的结果在当时的报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连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妙峰山》一书，在民俗调查方面又树起了一面旗帜。由于他在以上三方面的突出成绩，刘半农赞他为“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18]
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民俗学正式进入新时期——奠基和开展阶段，其标志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1927年11月，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董作宾等发起成立该会，隶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选举容肇祖为主席。学会制定了简章，宣称其宗旨为“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随后，他们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民俗学活动，如征集会员、举办民俗学传习班、成立“风俗物品陈列馆”，发行民俗学刊物等。
1927—1944年间，中大民俗学会陆续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和《民俗》季刊三种学术刊物。《民俗》季刊质量最高，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民俗学研究论文，主编为杨成志。此外，他们还出版了民俗丛书，18年中共出了60种，涉及歌谣、故事传说等各种类型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19]
在中大民俗学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3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民俗学运动的高潮。福建、厦门、杭州、宁波、安徽徽州、广东汕头等地都纷纷成立民俗学会，发行民俗研究刊物，其中尤以钟敬文、娄子匡、江绍原等在杭州的活动较为活跃和有成绩。他们于1930年夏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并组织编印了两集《民俗学集刊》，刊登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
不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自身在此后几年却渐趋沉寂。
1935—1937年，是中国民俗学很活跃的一个时期。此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均得以恢复。1936年5月，影响全国的民俗学会组织——风谣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被该会第一次年会选为会长。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也在此期由杨成志恢复了活动。《民俗》季刊就是这时创办的。同时，娄子匡还在杭州编辑出版了有影响的《孟姜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俗学受到了摧残，但并未停止发展。1943年冬，顾颉刚和娄子匡在大后方的重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次年又以学会名义出版两人主编的《风物志集刊》。在上海，李白英、钱小柏也编辑有《新中国报》之《民俗周刊》，并成立“中国民俗学社”，继续坚持学术活动。
总之，1927年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此期产生的各种民俗学会组织就有10余个，创办的有关民俗学刊物达30余种。收集到的民俗资料空前繁富，尤以北平、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的征集、调查的本地及外地的民俗材料最为突出。同时，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显著提高。
在民俗学理论方面，此期主要以介绍和传播西方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为主。比较重要的译著有杨成志译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译瑞爱德的名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倍松的《图腾主义》，郑振铎译《民俗学浅说》，杨堃译汪继乃波的《民俗学》等。
在介绍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试图摸索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34年出版的方纪生著《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著《民俗学》两书是这方面最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前者在阐述民俗学理论时，大量利用了中国材料，很有意义。邓子琴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则是从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做出的体系建构尝试。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瑜的《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容肇祖的《风俗学试探》、薛汕的《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等都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
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民俗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建设却仍然很不充分。其民俗学研究主要受西方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人文学派。[20]
此期民俗学发展的最大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各民族民俗的具体研究上。这种具体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生产、生活、文化和信仰各方面的习俗，以及家族、村社组织和制度等民间文化的传承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也极为丰硕。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之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顾颉刚编《孟姜女故事研究》（1～3册），钱南扬编《祝英台故事集》，江绍原的《发须爪》，黄芝冈《中国的水神》，朱雨尊的《民间谜语全集》、《民间歌谣全集》、《民间神话全集》，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常任侠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等。
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是此期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本书“民族学”部分对此已有介绍，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