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彼此的文化交流，也大多以汉汉文化为媒介。这种交流有历史的延续性，也带有民国时期的特点。
其特点之一，是汉民族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研究、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空前加强了。与此同时，不少少数民族学者和有识之士，也都致力于向汉族人民介绍和传播各少数民族文化。
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原则的正式确立和深入人心，一般文化人大多认识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把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认识，视作发展文化学术、增强民族团结和振兴中华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一时期，研究、介绍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的各种汉文著作、译著大量出版。关于蒙古族，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卓宏谋撰的《蒙古鉴》（1923），何健民著《蒙古概观》（1932），东方杂志社编的《蒙古调查记》（1923），王云五编的《蒙古与新六省》，谢彬、王勤分别撰述的两本《蒙古问题》（均出版于1933），以及黄奋生的《蒙藏新志》（1938），屠寄的《蒙古史史记》（1934），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此外，施云卿的《蒙古语会话》（1933），蒙古著名学者克兴顺编写的《蒙汉合璧字典》，特睦格图编写的《汉蒙分类词典》，也为汉蒙文化交流特别是汉人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化，作出了贡献。此期，从外文翻译成汉文的关于蒙古族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从俄文译的《蒙古及蒙古人》（1914），《蒙古社会制度史》（1939）；从法文译的《蒙古史略》（1934）等。
对于西藏及藏族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在民国时期是较为突出的。1916年和1924年，著名学者谢彬先后出版了《西藏交涉史略》和《西藏问题》两书，剖析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唤醒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1925年，李明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西藏调查土地、政治、人民、风俗，写成《筹藏政策》一书，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被认为“于国家边政一科，不无小补”。北京大学教师吴燕鉊著的《西藏史大纲》，洋洋64万言，对唐至清乾隆时期的西藏历史作了系统的论述，流传很广。藏学家任乃强毕生致力于康藏史地研究，所著《西康图经》三部，被学术界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43]
民国汉藏佛教的交流，是历史上继魏晋、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从汉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来看，此期也是值得注意的。佛教大师太虚曾在北平组织藏文佛教学校，专门研习藏文。1925年，该校毕业生中有20多人组成西藏留学团，赴藏研习佛教，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太虚大师又手创汉藏教理院，发表《汉藏教理融会谈》等文，指出无论是“空有问题”方面还是“显密问题”方面，都有汉藏教理彼此融会的必要，从而被佛学界誉为“沟通汉藏教文化的第一个伟大人物”。[44]
赴西藏研习佛学的这批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法师，如法尊、观空、满度、永灯和能海等。法尊居藏地18寒暑，撰成《西藏民族政教史》，后长期主持以弘扬显教为重心的汉藏教理院。他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经典的互译工作，成就卓著。能海则专攻密宗的金刚经，充当了佛教密宗在中国的重要传人。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介绍中，李安宅、妙舟等人也取得了杰出成绩。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妙舟著《蒙藏佛教史》也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
此外，韩儒林、闻宥、于式玉等学者，也就各自的专业所及发表过不少有关西藏问题的有分量的论著，对藏族文化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文化，汉人的了解也较以往为多。李国干等著的《新疆与回族》，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著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马坚从叙利亚、埃及、荷兰等国汉译过来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会史》等书，王敬斋的《阿汉字典》，以及马、王二氏汉译的伊斯兰教经典，对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贡献尤大。
关于满族，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领域。大量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满文木牌、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等）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使人们对满族历史耳目一新。著名清史专家孟森、金毓黻、张尔田、谢国桢、萧一山对满族历史与文献的探研，成绩斐然。李德启编印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为学者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苗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高山族、瑶族、白族、水族、侗族、赫哲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学、历史、习俗等，这一时期也在汉人中得到了研究和广泛介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学在中国兴起后至抗战时期，伴随着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有关研讨和推动，这种研究更加自觉和普遍了。其明显特征是，出现了大量以汉文写成的珍贵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凉山夷（彝）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花兰瑶的社会组织》、《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还有一些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的民族调查报告，较著名的如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陈志良的《新疆的民族与礼俗》等。这些调查研究报告，连同此期出现的《彝族史稿》、《哈萨克族简史》等，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
民国时期，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还直接被翻译成汉文，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法尊、吕澂、张孝若等人均有贡献。其中，以法尊成就最大，他以惊人的毅力汉译了《广破论》、《入中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几十部藏传佛教经典。所译佛典以黄教中宗喀巴一系为主，翻译精到，“不减玄藏特色”，成为藏传佛经汉译的一代大师。
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经典《尸语故事》，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藏戏的有些剧目如《卓娃桑姆》、《苏吉尼玛》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也曾先后被译成汉文，在有关刊物上连载或编成单册印刷发行，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享誉世界的藏族文学奇葩《仓洋嘉措情歌》，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汉文译本就至少有四种以上，或以整齐的五言七言译出，或以生动活泼的自由体诗译成，用词都很优美，影响所及，汉族文人学者竞起诵读和研习。其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推出的译作以出版较早、译文准确并保持原诗韵味，尤受时人称赞。
藏文史学经典《续藏史鉴》、《西藏王统记》等，也被译成汉文出版。前者系著名翻译家刘立千所译。他在译著中另辟蹊径，将原著中不详尽之处，现于他书者，引注于原文之后，使其译著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此期被译成汉文出版的不少，其中以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和王敬斋的《古兰经译解》为流行本，质量较高，影响较大。
满文老档是满族早期历史的珍贵记录。1933年，满族学者金梁将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旧满文档，节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二卷。之后，又有金毓黻记录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文》（1943年东北文献丛书本）出版。汉族学者从此看到了一片广阔而新奇的学术领地。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彝族长篇文献丛书《爨文丛刊》，共收彝族文献11部，系丁文江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收集编辑，由彝族学者罗文笔译成汉文的。其中《宇宙源流》为五言哲理诗，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在云南路南工作时，也曾搜集整理了流传在彝族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这是用汉文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一项开拓性工作。
哈萨克族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尼合迈德·蒙加尼与汉族学者苏北海一道，将本族经典《哈萨克族世系》和爱情长诗《萨里哈与萨曼》等译成汉文，另外还以汉文出版了一本《哈萨克族简史》（1948），为汉哈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和吸收，不仅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综合创新。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舞蹈艺术实践了。戴爱莲是民国现代新舞蹈的开创者，她在把握舞蹈现代性的同时，特别注重其民族性的特色，尤其是善于吸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养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抗战时期，她创作表演了包括汉、藏、维吾尔、瑶、羌、彝六个民族的舞蹈，其中，《嘉戎酒令》、《瑶人之鼓》、《倮倮情歌》、《羌民端公跳鬼》等，均成为民国舞蹈艺术的精品杰作。正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边疆舞蹈得以风行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