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了解认识空前增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大，其自身文化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
其表现首先在于：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学习、掌握和使用汉语的现象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都能直接阅读汉籍和汉文报刊，以汉文写作、发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外，与少数民族人民大量到内地学校读书学习，和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汉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视与提倡，也有直接关系。
以蒙古族为例。1913年至抗战爆发前夕，仅从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等，以表明其沟通蒙汉文化的志趣。这些人毕业回到本地后，大多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汉蒙文化交流。其中，多松年、乌兰夫为杰出代表。他们创办的汉文刊物《蒙古农民》，在蒙古族极具影响。
在蒙古族地区各级学校里，汉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不少蒙古族的学者、文人善于用汉文写作，如主纂过《绥远通志》的荣祥，通汉学经史、擅诗律骈赋，印有《瑞芝堂诗草》行世。长期担任蒙藏院长的贡桑诺尔布，是蒙藏学校的主持创办者，他积极提倡学习汉族文化，本人也精通汉语音韵学，喜作汉诗（著有《竹友斋诗集》），擅长书法和绘画，还同汉族著名学者梁启超、吴昌硕、罗振玉等人往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一些蒙古族文学青年，以蒙汉文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民主革命的剧本，如话剧《额尔登格》，歌舞剧《蒙古之路》，歌剧《反抗》，《上延安》和《孟巴特》，秧歌剧《送公粮》等，揭示了蒙古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歌颂了汉蒙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
再如哈萨克族。该族不少知识分子都懂汉文，能直接阅读鲁迅、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思想营养。著名诗人和教育家克孜尔·马木尔别克，不仅精通汉文，能以汉文写作，从1920年起，还在本族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并自己创办学校给本族青少年教授汉文。[45]
至于那些以前就广泛使用汉文的民族，如回族、壮族、白族、水族、侗族等，进入民国后，又都有了较大发展。以侗族为例，这一时期，用汉文创作的侗族文人大量出现，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侗族北部方言区，发展更为迅速。苗延秀、潘乃霖、舒守恂、王天培和杨和钧等，是他们中的出色代表。其作品反映侗族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往有较大提高，作品形式上也有进步，除了传统的汉文古典诗词之外，还产生了杂文、新诗、小说、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46]
与此同时，汉族文化典籍也大量被翻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变成了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成为民国时期汉族文化向少数民族流动的又一重要表现。此期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汉族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政治理论乃至大型工具书等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又以译成蒙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文字的为多。汉籍译成藏文方面，法尊的佛教经典藏译和《西游记》藏译本的流传最有影响。在将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同时，法尊也将《大毗婆沙论》等汉文佛教经典高质量地译成了藏文。时人称赞他说：“藏译汉，汉译藏，他一个人净智圆通，无碍无著，濡笔即成，也是空前的事。”[47]《西游记》的藏文名为《唐僧喇嘛传》，藏译者为加那珠古·杜度。杜度出生于光绪年间，为四川省巴塘宗竹巴寺的寺主。他译《西游记》的具体时间究竟在清末还是民初目前尚不得而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译文手抄本民国年间流传于藏族。《唐僧喇嘛传》将《西游记》一百回本压缩概括成藏文三十回本。全书采用了意译法，有的地方还加以了改写，可能是鉴于宗教原因，原本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的精彩章节，删除未译。但它包括了原本中大部分主要故事情节。全书以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译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它是现今所发现的汉族著名小说译成藏文的罕见珍贵之作。[48]
汉籍译成蒙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蒙古族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克兴额主持翻译的《聊斋志异》。该译本历来被公推为蒙文翻译作品的典范。喀喇沁右旗人博彦毕勒格图曾用十年时间将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源》译成蒙文，也是一件盛大的文化工程。其学识精神和毅力，均令人敬佩。1917年，呼伦贝尔人成德从汉文复原《蒙古秘史》，并将《元史》译成蒙文，在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用蒙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其原本早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附汉文翻译）。成德用蒙文将其复原，满足了广大蒙古族人了解本民族的起源、早期历史、社会、文学和语言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蒙文的历史典籍还有《辽史记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以及《西汉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等通俗历史读物。
此外，汉族的文化和思想名著还被译成哈萨克、维吾尔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就曾被译成哈萨克文，对哈萨克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49]
民国时期，不仅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文化的了解也较以前增多了。在原西康地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就有不少手工业者和民间艺人，能说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七侠五义》等作品，在安多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藏区）也有专门讲唱“甲惹卜”的民间艺人，“甲惹卜”即“汉族历史”或“汉族故事”之意。
通过与汉人和汉族文化的接触，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文化内容，促使自身的文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此期壮族戏曲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受到汉族戏曲的影响。
南路壮剧民初时演变为马隘土戏，方言白多用壮语，韵白则多用汉语，服饰和乐器等虽作了一些民族特色的改革（如文生不戴公子巾，而以布巾包头，乐器增加了民族乐器马骨胡、葫芦胡等），但仍保留了明显的汉族戏曲因素。北路壮剧在蒙古年间大受粤剧影响，该剧原无武打，后来也从粤剧中借用。
富宁壮剧受粤剧的影响还要大些，无论是音乐、表演或剧目方面，还是服装、道具和化妆方面，都仿效了粤剧。其舞台语言尤显汉壮结合的特色。壮语、粤语和当地汉语在剧中冶为一炉。哎伊呀和乖的奴的唱词基本上全用壮语，道白和上场引子则基本上用汉语，小丑插科打诨时，又用壮语，这种舞台语言便于当地壮汉人民都能听懂壮剧，也因此增强了壮剧的民族地方色彩，有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
水族双歌的产生，也是此期汉水文化交流的典型结晶。由汉族商人、军人和戏曲团体带入水族地区的汉族民歌和故事传说，经过水族民间艺人移植、加工改造后开始在水族人中流传，产生了许多带汉族色彩的水族双歌。在这方面，著名的水族歌手潘静流成绩显著，他不仅能唱而且能编，在短暂一生中，自编和抄录下来的双歌有一百多则。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节孝妇和尼姑》、《伯牙遇知音》等。《伯牙遇知音》根据《今古奇观》中的《伯牙碎琴》故事改编而成，用于水族结婚席上演唱来感谢送亲姑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移植的特点。
在水族，受汉文化直接影响还产生了一种四句七字民歌（如《忆古人》等）。它与水族传统的三、四分节结构不同，是四、三分节的。一般四句一首，其中长的可达数十句。用汉语演唱，曲调也采用当地汉族民歌曲调，演唱者多为一些没有文化的水族姑娘。
另外，包括水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中，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受汉族传统影响的民间故事，如水族故事《青蛙人》就是一个典型。故事人物性格鲜明，富于人生哲理，深受水族人民喜爱。凡此种种，都对水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直接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那些邻近和杂居的民族之间。例如有些传统故事和民歌就曾互相发生影响，像水族中流传的《盖脸虫》，布依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名叫《美娘与厄绍》。藏族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尸语故事》、《格萨尔王传》等，在被译成汉文的同时，也被译成了蒙文，在蒙古族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