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学
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11]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在此文中，蔡氏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12]，虽然观点未必切当，却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民族学的定义。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3]
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
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1944年底出版了一期《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此后未有更多的活动。
抗战时期，国内学者迁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这为广大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于是民族学成为一个热门。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
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
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
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1935年，吴文藻邀请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年底，他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该派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14]
以上四派学人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民族学的名著，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杨东蒪等译），罗伯特·路威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魏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钟兆林译），鲍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杨成志译）等。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民国也得到了初步传播，但尚未成派。其重要理论经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分别有杨贤江1929年和张仲实1946年翻译出版的两种著名版本。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民族学院，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与研究。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撰写了不少调查和研究报告。抗战之前，这类调查已有不少，如1928年，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赴东北松花江调查赫哲族；同年，庞新民、姜哲夫、张伋调查广东北江瑶人；1931—1932年，何联奎调查浙东畲民；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蕙赴广西调查象县瑶人；同年，刘咸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七名团体人员赴海南调查黎人等。其所写的调研报告，除前文已提到过的之外，著名的还有颜复礼、商承祖著《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林惠祥著《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庞新民著《广东北江瑶山杂记》；何联奎著《畲民问题》、《畲民的图腾崇拜》；刘咸著《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断，而是继续有较大发展。此期重要的调查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如1939年芮逸夫和庞勋琴调查苗人及仲家；1940年，吴定良调查贵州苗民，著有《水西苗调查纪要》；1941—1946年，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调查四川理番羌民；芮逸夫和胡庆钧调查川滇交界叙永的苗民，芮氏著有《苗语释亲》，胡氏著有《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陶云逵调查云南新平县杨武壩鲁魁山倮族社会，著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卫惠林率领中央大学边政系学生调查青海互助县土人，著有《青海土人之社会组织》；芮逸夫和石钟调查四川兴文县琪县僰人，著有《僰人考》等。此外，李安宅对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也很有名。
这一时期，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最多，尤其是苗族更为突出。民国期间，仅有关苗族的调查文章就不下百十篇。这些调查和研究报告，不仅为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也为汉族人民深入了解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