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

（一）进化论与“突驾”说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把宇宙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时期。一切元素与天地万物皆根源于“以太”的运动，这种运动变化的结果便形成了地球。地球上有了生命现象，世界就进入物种进化时期。他说：“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始形成人性，达于人类进化时期，在此时期，人逐步克服了兽性，培养了人性，人性一旦形成，人类的进化便不仅仅体现为竞争，还表现为互助。他说：“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又说：“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由此，孙中山把人类历史分为人与兽争、人与天争、国与国争、国内相争等几个时期，认为这是历史进化的规律，又是世界潮流的趋势。他说：“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认为，历史的潮流是人民的心理和需要造成的。他说：“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

根据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和人民心理造成历史趋势的观点，孙中山注重人的能动性，提出了“突驾”说。他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他认为，历史不一定是“拾级而上”的，只要人们“决志行之”，可以实现历史的跃进。中国学习西方，可以后来居上，来一个跃进，赶上或超过西方。这便是他所谓的“突驾”。他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近来又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样下去，“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二）“知难行易”学说

在认识论问题上，孙中山主要探讨了心物、知行关系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知难行易”学说。他首先从“名实”、“形神”角度阐明了心和物的关系。他说：“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他所谓的言论，主要指经过科学方法证实的“真知”。同时，他肯定知依赖于行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们的知识是从“行”中得到的，也只有行才能知。他说：“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又说“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知来源于行，也随着行的范围扩大及其发展不断增加。他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所以，人们经历的事情越多，其知识也越丰富。

关于知行关系，孙中山一方面认为人类文明发端于不知而行，行先知后，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门径；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获得科学知识后，又可据此获得新知，主张行而后知，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的知行说，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反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就会做了，但长期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大量的事实说明，不是“知易行难”，也不是“知先行后”或“知行合一”，而是“知难行易”、“行先知后”。同时，知与行相比，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所以要先“行”而后“知”，这是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实质。他认为，“知易行难”思想阻碍了数千年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妨碍了人们的革命行动，是革命党人思想上的大敌，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的毒害。他的“知难行易”说，主要是破“行难”、倡“行易”，坚信“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后来被戴季陶、陈立夫、蒋介石等人作了唯心主义的发挥和歪曲，形成了所谓“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