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戏剧的变革

二、戏剧的变革

在中国电影业崛起的同时，中国古老的戏剧舞台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话剧产生之前，中国戏剧一直以戏曲方式存在。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兴起，戏曲改革也渐为人们所注目。当时新产生的早期话剧，主要受日本影响，称新剧或文明戏。它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改良旧剧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四时期，中国曾发生了一场关于戏曲问题的论争。主要在陈独秀和张厚载之间展开。钱玄同、刘半农、欧阳予倩和宋春舫等人也参加进来。其中心点是对“旧剧”（戏曲）的估价和态度。话剧则作为对立物而被提倡。陈独秀等人是“戏剧改良”的激烈提倡者，他们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上出过一期“戏剧改良”专号，对旧剧所表现的封建迷信、帝王思想，表演程式的僵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虽然不免有着“否定一切”的简单化倾向，但却有力地推动了戏剧的变革。张厚载对“旧剧”持完全肯定态度，虽有持平之论，却走上了保守的极端。相比之下，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宋春舫的《戏剧改良平论》的看法比较理性。他们既反对固步自封、不求发展，也不赞成陈独秀等激烈派的因噎废食。因而对五四以后的戏曲变革具有指导作用。

1919年至1937年，是中国戏剧的艰苦跋涉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欧洲戏剧大规模传入中国，《新青年》就出版过《易卜生专号》，各国戏剧名家如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法国的莫里哀、白利安；德国的席勒、霍甫特曼；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话剧作品，纷纷译成中文。现代话剧在中国勃然而兴。一批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的作家涌现出来。其中，胡适、郭沫若、田汉、陈大悲、丁西林、洪深等成绩突出，具有开拓之功。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个现代剧本。它描写了妇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奋斗的故事。虽明显受易卜生《傀儡家庭》影响，不甚成熟，却开了风气之先。陈大悲此期编写了《幽兰女士》、《良心》等剧本，且自导自演，大力提倡新剧。他还在北京与薄伯英成立了“中华戏剧协社”，发展了两千多名社员，举办了许多次公演。

郭沫若、田汉的话剧创作成就突出。1923年前后，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历史话剧《卓文君》、《王昭君》、《聂》、《湘累》等。田汉在1922年回国之前已创作了《灵火》、《咖啡店之一夜》等作品。1922年到1930年，他又先后发表了16个话剧剧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等。这些作品具有新奇的形式，绚烂的色彩和沉郁磊落的情调，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丁西林以幽默喜剧著名，被称为“独幕喜剧圣手”，一生发表剧作10部，著名者有《一只马蜂》、《压迫》、《酒后》、《瞎了一只眼》等。

洪深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话剧”一名便是根据他1928年的提议而得到确认的。此前，或称为爱美剧，或称为真新剧、“白话剧”五花八门。此后才趋于一致。洪深不仅是优秀的剧作家，还是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一生共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先后导演大小剧目40个。1936年之前，他的代表作品有《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等。

各种戏剧社这一时期也广泛建立起来。1921年上海戏剧协社成立，1922年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成立。前者排演了《终身大事》、《泼妇》和洪深改译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以《少奶奶的扇子》比较成功。后者则公演了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但成绩欠佳。1925年，北京剧专戏剧系成立，做了大量的西洋话剧评介和社会问题新剧的创作。1927年，南国社在上海异军突起，倾向进步，主要演出田汉创作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其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中共的领导下，先后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在全国各大城市演出进步戏剧，影响巨大。

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全面爆发，是民国话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描述敌后志士的活动，或表现同胞爱国情操的反映时代需要的剧本。如田汉的《战友》、《回春之曲》，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章泯的《我们的家乡》，阳翰笙的《前夜》等。也出现了不少剧团剧社组织，如上海舞台协会、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等。以余上沅为校长的“国立戏剧学校”的成立，是此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戏剧教育的大事。它师资力量强，对戏剧人才的培养，排演制度的建立贡献至大。除上述提及的剧作外，此期有影响的剧作还有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夏衍的《赛金花》和《自由魂》等。

曹禺是此期剧作家中最受人瞩目、最光彩照人的一个。1933年，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曹禺就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它在一天的时间、两个舞台背景内集中地表现了两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剧中人物不多，但都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显示了他作为社会的人的丰富内容，并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全剧场次穿插灵活，结构细密，对白洗练感人，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1935年，曹禺又创作了《日出》，它在有限的演出空间内，出色地表现了包括上层和下层的复杂社会横剖面，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都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及性格特征，人物比《雷雨》多，生活面比《雷雨》广阔复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雷雨》和《日出》的发表和上演，立刻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热情赞赏。抗日战争前夕，曹禺又创作了《原野》。1941年，他还创作了《北京人》。全剧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画面和家务琐事的闲谈表现人们之间勾心斗角、唇枪舌剑的紧张气氛和尖锐冲突，具有内在的扣人心弦的力量，艺术上十分精致成熟。曹禺的这些作品，标志着五四以来话剧创作的最新成就，也是最高成就。

与新兴的话剧相对应，戏曲舞台在这一时期也精彩纷呈。一些勇于进取的艺术家与文人合作创演新剧目，古装新戏与时装戏应运而生。古装新戏以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成就最为突出。从1915年开始，梅兰芳（1894—1961），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他先后排演了《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西施》、《洛神》及红楼戏《黛玉葬花》、《千金一笑》、《俊袭人》等剧目。欧阳予倩在1914—1928年间共编演京剧新戏29个，其中以红楼戏最有特色，共有《鸳鸯剑》、《馒头庵》、《宝蟾送酒》、《黛玉焚稿》、《黛玉葬花》等。除了梅兰芳、欧阳予倩二人之外，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等也编排厂不少新戏，如三庆班久负盛名的《三国志》。北京首座新戏院——第一舞台建成之后，名演员自排古装新戏形成一种风气，如杨小楼、王瑶卿、程砚秋、梅兰芳、尚小云、徐碧云、朱琴心、筱翠花、马连良、高庆奎、雷喜福等都分别排演了自己的新剧目。这种情况一直到沦陷时期才趋于衰落。竞排古装新戏锻炼了演员，促进了流派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出了一批戏曲作家，其优秀者有罗瘿公、陈墨香、齐如山等。罗瘿公与程砚秋默契合作，在1921—1924年间为程编写了《红拂传》、《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10多部剧本。齐如山与梅兰芳合作20多年，先后为梅兰芳编写了《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凤还巢》、《花木兰》等数十个剧本。陈墨香则主要与荀慧生合作。时装新戏盛行于辛亥革命后，主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是20世纪现代戏的先导。杨韵谱于1914年成立的奎德社是这一时期时装新戏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口号是“针砭时弊，移风易俗”。北平沦陷后，奎德社才解散。梅兰芳在1917—1918年间也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童女斩蛇》等时装新戏，虽数量不多，但颇具代表性。时装新戏促进了舞台新技术的采用，这一点在南方更加突出。

五四运动之后，京剧表演流派再度繁荣，流派林立，诸美争艳，比较具代表性的有老生行中的余派（余叔岩）、言派（言菊朋）、高派（高庆奎）、马派（马连良）、麒派（周信芳）、杨派（杨宝森）、奚派（奚啸伯）等；旦行有梅派（梅兰芳）、程派（程砚秋）、荀派（荀慧生）、尚派（尚小云）、筱派（于连泉）、李派（李多奎）等；净行中有金派（金少山）、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等。新流派的创建既得力于他们向前辈的学习，也得力于他们广收博采，转益多师；对京剧表演的艺术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少丰富，而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京剧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一批民间小戏剧种也有变化，它们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渐积蓄了力量，先后进入大城市，为其发展开拓出新的局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评剧、越剧、锡剧、甬剧、黄梅戏、扬剧、吕剧等。它们都经过了从业余到职业，从广场演出到舞台，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道路。这些剧种的普遍特点是形式短小活泼，表情生动自然，富于生活感，曲调简单易学，内容真切感人。

民国时期，东西方文艺术交流逐渐增多，中国的戏曲剧团开始到海外演出。最早出国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梅兰芳。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几次到日本演出，成为受世界瞩目的人物。1930年初他在美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梅兰芳之后，程砚秋等艺术家也走出国门，走向欧洲。戏曲以它特有的古老而光辉的艺术和东方民族的美，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在1937—1945年期间，话剧极为活跃，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表演效果，均盛况空前。上海戏剧家联谊会和上海剧作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广泛地团结爱国剧人。在协会的倡导下，国防戏剧作品大量出现，《汉奸的子孙》、《走私》、《回声》、《秋阳》、《东北之夜》等剧作在各地演出时都盛况空前。上海戏剧界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1937年8月15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并组成12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及南洋进行抗日宣传。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专司宣传工作，组织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等热情宣传抗日，构成抗敌话剧演剧运动的热潮。1941年以后，抗战戏剧运动相对集中于城市，专业剧团十分活跃，剧目生产和舞台艺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郭沫若是此期戏剧界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尤以历史剧水平较高、影响至大。抗战期间，主要是皖南事变之后，他先后创作了五幕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及四幕剧《孔雀胆》。这些剧作，通过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判逆、反抗，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以及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坚贞自守等共同主题，无情地鞭挞了专横凶残、贪婪狡诈、卑鄙自私的丑恶灵魂，热烈歌颂了见义勇为、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给人以鼓舞和教育。在创作上，郭沫若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作十分深入的了解。但在具体创作时，并不拘泥于史料，而是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大胆构思，使全剧结构、人物刻画、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等，都浑然一体，形象逼真而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的插入，使全剧感情激越，色彩斑斓，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在郭沫若的这些历史剧中，以《屈原》一剧成就及影响最大。

在抗战初期，被戏剧界称为“好一记鞭子”的三个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曾在各地广泛演出，收到了良好效果。之后，《保卫卢沟桥》、《台儿庄》、《八百壮士》等许多抗日戏剧相继上演，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抗战初期上的戏剧以独幕剧为主，到1938年底，以独幕剧为主的剧本达142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戏剧活动的中心逐渐移向大后方，多幕剧的创作和演出大量增加。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除郭沫若之外，尚有夏衍、于伶、宋之的、阳翰笙、陈白尘、沈浮、袁俊、吴祖光等。1936年冬，夏衍创作了多幕历史剧《秋瑾传》，真诚地歌颂了秋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同时无情地鞭挞了清朝统治者和汉奸走狗。1937年，夏衍创作了《上海屋檐下》，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大时代，布局新颖而严密，波澜起伏，紧凑自然，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抗战头三年，夏衍先后创作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三部剧作。四幕剧《心防》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区进步文化工作者艰若而英勇的斗争。1942年夏，夏衍又创作了《法西斯细菌》，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宋之的的剧作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鞭》、《祖国在召唤》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于伶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等，代表作则是《夜上海》和《长夜行》。1941年，他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大明英烈传》，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沈浮创作的剧本有《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及《小人物狂想曲》等，描绘了相持阶段大后方城镇的社会生活面貌。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翼王石达开》，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袁俊的四幕剧《万世师表》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重要剧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秧歌运动得到普及，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新秧歌剧，如《十二把镰》、《惯匪周子山》、《牛永贵挂彩》、《全家光荣》等。新歌剧则以《白毛女》为代表。戏曲的创新在根据地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些好作品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语言上，都显得新鲜而有生命力。

1944年2月至5月，全国33个文艺团队在广西桂林举行了戏剧展览活动，近千人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西南剧展总结了抗战剧运动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贯彻了“戏剧到人民中间去”的精神，为迎接抗战胜利做了准备。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戏曲的演出活动在全国各地都达到了高潮。尽管在剧目上这一时期有不少创新，但在戏曲语言、表演艺术和手法上尚突破不大。其获得全面的进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