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的编修

1914年，袁世凯政府按照历代修史的惯例，设立清史馆编纂清史，其用意还在于笼络清朝遗老，以文事饰治。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馆长（初名总裁），参加编修的有柯劭忞、缪荃孙、吴廷燮、朱师辙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在政治上反对共和，主张复辟，他们修史的宗旨是“修史以报故君”，借修史表达对前朝的忠心，史学观念陈旧。在体例上，他们商议怎样编纂，多数参加者同意采取《明史》体裁，沿用传统的纪传体。1927年，初稿写成，尚未综核，馆长赵尔巽虑及时局多变，又自感年已垂暮，急于刊行，定名为《清史稿》，交金梁等印行。金梁在办理刊印时，乘史馆诸人无暇顾及之机，擅将部分文稿增改，并作《清史稿校刻记》，印成后即运往东北400部，是所谓“关外本”。后来，原史馆之人发现金梁偷改了史稿，乃将金梁窃改的部分抽换，并把金梁私作的《校刻记》及增入的康有为、张勋列传抽出，是为“关内本”。

《清史稿》承袭旧史学的正史系统，分本纪12（25卷）、志16（142卷）、表10（53卷）、列传18（316卷），共536卷，起自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与传统的正史体例相比，《清史稿》有所变通，新立了《交通志》、《邦交志》2志，《畴人传》、《藩部传》、《属国传》3传，《诸臣封爵表》、《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表》、《藩部表》等6表，反映了社会部分新现象。

由于纂修者多为清朝遗老，《清史稿》宣扬了封建正统观念，站在清统治阶级的立场，对清王朝倍加赞颂，对清代诸帝歌功颂德，对清统治者的暴政劣迹曲意隐讳，而对反清者则竭力贬低、否定，诬称明末反清义士为“土贼”，太平天国起义为“寇”、“粤匪”，辛亥革命为“革命党倡乱”、“兵匪构变”，徐锡麟等英勇就义为“伏诛”。《清史稿》还为卒于民国的清室遗臣立传，以表彰其“不忘故君”之忠，记民国事皆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而不认民国正朔，还把溥仪于逊位后所颁“谥典”书于遗臣的列传中，表明了编史者敌视民国、鼓励复辟的反动立场。

《清史稿》是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仓促付印的，缺乏总阅审定，故体例不一，纪、传、表、志不相配合，重复、疏漏甚多；内容也繁简失当，且与目录、序例互相牴牾，史实错讹不少。由于《清史稿》在体例、思想、技术诸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曾于1930年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后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清史稿》并非一无所长，它汇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整理为读者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