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

钱穆、冯友兰、贺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复古”论，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批驳。

钱穆在《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两书中宣扬了“复古”主张。胡绳撰文进行了批评。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民主政体。对此，胡绳指出，古代采用宰相制度、考试制度，并不能抹杀君主专制的性质，恰恰说明古代政体是“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孙中山正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胡绳还批驳了钱穆有关中国“五千年来”立国和当前抗战靠的全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异”在于“孝”的论调。他指出，假如抗战靠的是传统文化，前一百年的迭遭侵略是因为丧失了传统文化，“那么又为什么抗战一起，传统文化忽然能再兴了呢？”至于传统文化中的“孝”，不只是用在家庭关系中的概念，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喜讲“以孝治天下”和“爱民如子”一类的话，其含意无非是：我做君主的人把你们老百姓看做我的儿子，因此你们也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地孝敬我，可别把我当做压迫你们的人。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受到了杜国庠、陈家康、胡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工作者的激烈批评。

杜国庠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冯友兰由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要求而歪曲事实，把几个唯心主义“传统”诬称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一文中他则指出，所谓“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的说法势将助桀为虐，因为一切大奸巨憝未有不被其狐群狗党誉为“圣明神武，首出庶物”的；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让人安分守己，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所谓“同天境界”，是以“理智底总括”始而以神秘主义终，是理智的破产，是玄学唯心论。在《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又指出，宋明理学经过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的批判，“是决定地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虽然还有人企图把它再‘新’一下，究竟是过时的果实，变了味道了”[47]。

胡绳写了《评冯友兰著〈新世训〉》、《评冯友兰著〈新事论〉》等文，批评“新理学”。在后一文中，他指出，冯友兰否定辛亥革命，抹杀五四运动，“引清末的洋务运动者为同调，而加以称扬”，“以为中国过去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的工业建设以外，其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这是“历史的翻案”。他指出，否定辛亥革命就是否认政治上求改进的必要，否定五四运动就是否认对旧思想意识进行改造的必要，冯友兰所指的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就是五十年前张之洞的道路”，这种“中体西用”的主张“早已经在历史的实践中被否定了”[48]。

此外，陈家康的《真际与实际》，周谷城的《评冯友兰的〈新理学〉》、《评冯友兰的〈新原人〉》，赵纪彬的《理学的本质》等文，也都对“新理学”的玄学性质及消极作用进行了批评。不过其火药味甚浓，学术性却略显不足。

胡绳、蔡尚思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判。胡绳在《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一文中，指出贺麟把中国的旧东西和西洋的最新精神结合，是“新复古主义”，他指出：“复古的主张虽由来已久，但敢公然主张维持三纲五常之道的，恐怕只有一些不识字的军阀。但现在却有一个学者说，三纲实在是比五常更崇高的道德，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容许：倘君不君，臣也可以不臣，是相对性的道德；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才是绝对性的道德，他从这里面‘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之处’。这安能不令人为之咋舌！”[49]他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和《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等文中，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评，除揭露其复古论性质外，还着重批判了“新心学”的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他指出，贺麟虽自以为是介绍叙述康德和黑格尔，但实际上却是那些把整个康德黑格尔学说神秘化、反理性化的新黑格尔派的同盟兄弟。

蔡尚思在《贺麟的唯心论》一文中，对贺麟的“直觉的方法”、“先天的范畴”、“内心的文化”、“道体的宗教”、“基石的礼教”等唯心论的观点也作了批评。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批判了当时的其他文化复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