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文化的西播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外播与外来文化的涌入一样，呈全方位的态势，但相比之下，外播之流乃其主向，要更为引人注目。在此期中国文化的外播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具有界标意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及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得到了一次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一次传播的声势、持续的时间和影响虽然无法与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相比，但也有着不可小视的“热”度。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端，使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人，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因之，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视和弘扬，成为西方不少思想家、学者和知识青年普遍的精神关怀。在这方面，文化巨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颇有代表性。1920—1921年他应邀来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书中坦承，他在苏联旅行之后，是带着“西方文化的希望日显苍白”的“疑惑的痛苦”，开始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的”。而中国也并没有让他失望。在该书里，罗素激烈批评了西方人推崇竞争、开发、永无止境的追求和一意破坏的人生观，热情赞美了中国人崇尚礼让、和气、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乐的文化精神，认为这些精神品质正为“现代世界所急需”。他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看待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长，反复强调，文化交流对于中西双方都很必要，“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要少得多”。在书中，罗素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民族性也有诚恳的批评，不过，向西方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以供西人反省借鉴之用，无疑是该书的主体倾向。它凝聚了哲人心胸高阔、灼见深远的文明之思。这样一种思想，既是西方中国文化热的体现，又对这种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旅行，也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失望于自身的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Bourtreu）就告诉他：“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美国名记者赛蒙氏更是向他哀叹：“哎！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门来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初听之余，还以为是人家有意奚落中国人，后来到处听多听惯了，才真正感到西方的有识之士深怀文明忧虑的良苦用心。[14]于是他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潮。
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热”在德国热度最高。这与德国战败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程度成正比。据留德学生报道，当时德国崇尚中国文化的青年组织不少，其中最有势力的要推“国际青年团”，“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前者尊孔，为孔派，后者崇老，属老派。老派比孔派的势力还要大些。不少青年极力追求道家的生活境界，奉老子为神明。如有的社团章程就写道：“吾德青年，今既处于繁琐组织之巅矣。吾辈之创造精神，为社会强固之形式所束缚者亦久矣。今见此东方圣人，犹不知急引为解放我辈之良师者乎。……东方圣人老子等，其道以超脱世界一切为务，大浸稽天而彼不溺，流金铄石而彼不热者也。吾辈精神之权利与无条件之自由、与夫内部之统一，其事只能由吾辈奋斗与斗争而后为功，而绝不可以苟得。此种工作，盖莫若寻此东方圣人以为首领”。[15]孔派的领袖为“国际青年团”的创立者、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其党徒之言行举止，一以《论语》为本，每有讲演，必引孔子格言，以为起落”。[16]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受益于博大精深之孔夫子学说已经两千年之久，深刻地理解这一学说，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对西方文化有益的和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至于对导致世界灾难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视而不见”[17]。
由于注重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企望从中吸取完善西方文明的汁养，这一时期，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艺的各种译著大量出版，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最为畅销。儒、墨、释各家经典也十分流行，如早有译本的《易经》和《论语》，此期才出现了西文全译本的《荀子》和《墨子》等。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中国经典的系列翻译，英、美汉学家翟理斯、阿瑟·韦利和诗人庞德等人的中国诗文翻译，在西方各国大受欢迎。以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学术组织与机构，也大量涌现。如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学院和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等，从而形成了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西播的一大高潮。它对战后西方文明的反省与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大为消减。但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尤其在文艺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如梅兰芳、刘海粟和李四光等应邀到西方各国讲学、交流，直接开展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就整个民国时期而言，此类活动在这一时期是最为频繁的。
193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赢得了苏联、英、美等西方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各国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和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许多欧美文化组织，如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英国“左翼书籍俱乐部”、法国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则向国内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和精神，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特别是中国抗战文学，此期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积极译介的重要内容，它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这一时期，苏联作协对外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就以六种文字大量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几乎每期必载，还出版“中国抗战文艺特辑”。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在中国抗战爆发一年内，竟散发了25万多份传单，举行350多次讲演，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同时创办《中国》月刊杂志，专载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和中国政论文。此外，它还与“法国文化协会”一道举办了中国文化展览会，大力宣传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贡献和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的罪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则创办了《现代中国》和《中国月报》等，从事同样的文化传播活动。
这一时期，西方各国记者、作家、政治家、艺术家等纷纷来华，了解中国的抗战和抗战的中国，出版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关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亦译为《西行漫记》），政论家和作家威尔基的《天下一家》，记者毛那的长篇报告《卧龙醒了》，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中国在反攻》，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英国作家勃特兰的《华北前线》，“牛津派”冠冕诗人奥登与作家伊修乌特合著的《到战争去的行程》，中日问题专家阿特丽的《战争中的中国》，苏联著名摄影家卡尔曼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在中国的一年》，美国摄影师伊万思和万农、贾白在炮火中拍摄、反映台儿庄抗战壮景的《四万万人民》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颂扬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赞美了中华民族古老而鲜活的民族精神，表达了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空前的同情与尊重，从而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坚韧、善良和热爱和平的美好品格。
正是在这一时期，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那种无理歧视，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美国作家威尔基感慨地说：“现在不是土地，而是人民，给了我最强烈的印象”[18]；捷克世界语翻译家柏罗斯·约斯在给中国人民的信中写道：“你们中国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寄上国旗一面，来向你们这个有着伟大圣人和哲学家的大国致敬”[19]；英国戏剧家菩蕤斯特勒致信给中国人：“以我这样一个赞美中国艺术及产生此种艺术的古文明的人自然认为日本的进攻你们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一种可怖的罪恶，我所读到听到中国对此种进攻的抵抗，只有增加我对贵民族的钦佩。”[20]英国女诗人阿克兰和女作家阿特丽，也都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表示了钦敬之情，前者向本国人声称：“现在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文明的前途。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21]；后者则告诉中国人民：“未到中国之前，我就钦佩中国文化的高深与伟大。在这次抗战中，我十分相信中国会为世界保存这最高的文化而战胜”[22]。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抗战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此期西方关于抗战中国的那些名扬天下的作品，许多当时也被译成中文反馈到国内，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等，它们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对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此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明显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