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
教育活动与人类相伴而生，但教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却产生于近代。我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21]，而真正的教育学却很年轻。
民国教育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元以后的奠基时期；1927年以后的发展时期；抗战以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民初教育学承继于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所开设的教育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说，则以欧洲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民初时也开始出现。1913年，蒋维乔著《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著《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著《教育学》等。这些书籍，虽还是以国外的某些教本为依据，但毕竟在自我消化上迈出了第一步，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学科。[22]
五四时期，中国教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有直接关系。杜威在华两年零两个月，主要演讲大都是关于教育学的，如长篇专题讲演有教育哲学16讲；现代教育趋势3讲；短篇讲演有“教育家的天职”、“平民教育的真谛”、“职业教育的精义”等数十篇。这些演讲，当时的各种报刊纷纷登载。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翻译出版。
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
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阐发者和实践者。除蔡、黄二人外，其余几人还都是杜威的门生。这就使得当时及以后民国的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事业，受到杜威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教育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刊物，有蒋梦麟主办的《新教育杂志》；重要组织有1922年由东南大学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和刊布“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为该社较为突出的贡献之一），还有黄炎培1917年创办的“职业教育社”等。
在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此期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探索。王炽昌著《教育学》（1922），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1923），余家菊著《教育原理》（1925），肖恩承著《教育哲学》（1926），这些著作在思想体系上，虽大多不出杜威教育学的范围，但也有例外和初步突破之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就可作代表。该书以德国教育学家那笃尔的体系为基本，敢于对世界权威提出批评，在教育逻辑、伦理和教育美学方面，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
除教育学基本理论外，此期的教育研究还包括东南大学根据6类语体文书统计等方法进行的字汇研究；为推行道尔顿制等实验学校而进行的有关研究；以汉字心理、识字阅读（包排横直排问题）等为内容的读法研究；以测量学生的智力、学力，服务于招生分级等为内容的测验研究等。艾伟、刘廷芳、沈有乾等人在读法研究方面成绩显著；陈鹤琴、廖世承、周调阳等人对测验的探讨较为深入。由于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范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在“心理学”部分，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谈到。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将教育研究和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力图将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和生理学研究基础上，使教育科学化的努力，确是此后民国教育学与世界该学科发展保持一致的一个趋向。
1927年，国民党大体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教育有了相对的重视，教育有所发展，教育学的研究也因之大有进步。这一时期，致力于教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主要有中山大学教育系成立的“教育学研究所”，它发行《教育研究》杂志，出版了教育学译述和著作几十种；1929年成立的“中华儿童教育社”，以专门研究小学、幼稚和家庭教育为其特色，发行《儿童月刊》；1931年成立的“中国测验学会”，发行《测验杂志》；193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教育社”，以探讨普及社会教育为旨趣；1933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侧重于研究生产教育、师资训练和非常时期的教育发展问题等。
当时，公私大学中设有教育学院的有暨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所；设有教育学系的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7所；教育与哲学合系的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4所；教育单独成院的有江苏教育学院和湖北教育学院等。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研讨教育问题，培养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专门人才。
从教育学研究内容来看，各个方面也都很活跃，出现了不少成果。
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吴俊生的《教育哲学大纲》（1934），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和杨贤江（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1930）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吴氏之作被认为是“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充实，而且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一本书”，其主要理论取向为实用主义；姜琦的著作则是以三民主义系统建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名作；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明教育的基本原理，并批判了对教育功能的各种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张怀等人用宗教哲学观点阐释教育学说，建构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著有《教育哲学》）的尝试，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学理论多元化及分呈活跃之态。
在教育行政的研究方面，庄泽宣、陈友松、黄玉湖、张文昌等人颇有成绩。庄泽宣重点研究了浙江教育辅导制度；陈友松以分析全国教育经费见长；黄玉湖和张文昌主要关注中学教育行政，黄氏对中学校长的职务分析，张氏对于中学教务的研究，均受到学界重视。
在教材教法的探究方面，较重要的有中山大学教科所关于小学生字汇、读法、作文和错字问题的研究；杨锡龄关于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陆志韦、黎锦熙等人对国语教育的研讨等。
学制课程的研讨方面，最富于探索精神和改革意向的是提倡生活教育的晓庄师范，实行村治的山东建设研究院，倡导平民教育的定县实验区和试验民众教育的江苏教育学院的有关尝试。至于测验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古氏智力测验的订正、对皮纳西门智力测验的修改等方面。1935年陈选善著《教育测验》、王书林著《心理与教育测量》，为这方面集大成的成果。
其他方面，如朱君毅的教育统计学研究，庄泽宣、陈学恂对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等，也值得一提。
这一时期，教育学界人士已普遍重视寻求既适合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教育。进入抗战以后，这一努力更加自觉了。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迅速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激发爱国情操和增强民族精神。因此，师范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研究受到格外重视。
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师范研究所，如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新建了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专门训练师资和教育研究人才的高级学府多所。此外，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有国立民族生理心理研究所，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和广西省教育研究所，私立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23]
在上述众多的研究机构中，以中央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师范研究所较有成绩。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注重教育心理的研讨，出版有《教育心理学报》，在艾伟的主持下，对大中小学以及社会教育心理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北师院师范研究所则侧重于中等教育的各种研究，在李蒸的主持下，对师资和国文教读的改进、英语课本和写作错误的分析、注音符号等问题的探讨，贡献良多。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设有教育和心理两个学部。教育学部分成教育理论、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和教师问题四个部门；教育心理学部分成理论心理、测验统计、学习心理和职业心理四个部门。两个学部分工合作，颇能反映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