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近代新儒学最富于思辨色彩的理论家，尤以新唯识论的阐发为特色。他的新唯识论主要是以本体论为基础而建立的哲学体系。从思想来源上说，以中国传统的佛家唯识宗哲学和儒家哲学为主体，参照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些观点，如柏格森思想，由研究佛家唯识理论入手，通过对其进行怀疑、和重新阐发，最后归于儒家思想。他的新唯识哲学，主要集中在《新唯识论》中。
（一）“体用不二”的本体论
他所谓的体，指宇宙本体，“用”指本体的功用或表现。他认为本心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万物归根到底都是本心的功用。他主要分“扫相”、“显体”和“释用”三个步骤论证这一核心观点。
所谓“扫相”，就是破除一切“相”，为认识真实的本体作准备。他认为，无论是“物相”还是“心相”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之所以视之为真实的存在，不外乎两点，一是“应用不计”，二是“极微计”。所谓“应用不计”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因应用事物的习惯，而计有外在的实境，即依妄计的所由而立名”。所谓“极微计”就是“于物质宇宙推析其本，说有实在的极微，亦是离心而独在的”。他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人们的偏见或“俗见”。从“物相”出发，将导致“粗俗”的唯物论，由“心相”出发，将导致唯我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寻求到宇宙真实的本体。
所谓“显体”就是从正面提出“心为本体”的观点。他认为物相与心相都是“绝对的真实（本体）显现为千差万别的功用”。[23]这个真实的主体就是“恒转”，即是“变动不居、非常非断”的流变过程。“恒转”本体的最后落脚点是生命这种具体的运动形式上，由此，他提出了“本体即是生命”的命题。他认为本心具有三个特点：（1）本心是存在的主体，宇宙万物由它派生；（2）本心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它以生生不息的运动本性把万物统一起来；（3）本心是认识的主体，它通过“识”显现出“境”（外物）。由此可见，他的这套本体论体系中同时又包含了认识论思想。
所谓“释用”，就是在提出“本心即是主体”命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举体成用”的命题。所谓“举体成用”就是指本心不能离开宇宙，必须通过宇宙表现出来。其表现的方式，是“翕”、“辟”两种势用。由“翕”的势用而形成物质宇宙，由“辟”的势用又使物质宇宙复归本体。这是“论”的宇宙论的基本思想。
“翕”指本体收敛、凝聚而形成物质宇宙的趋势和功用；“辟”指本体发散、刚健使物质宇宙复归于本心的趋势和功用。他就是用“辟”来解释物质宇宙形成及其与宇宙“本心”关系问题的。他认为，翕的势用形成不可再分的“动圈”即“小一”，“小一”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它的运动、便形成了物质宇宙。他说：“小一虽未成乎形，然每一小一，是一刹那顿起而极凝的势用。此等势用，即多至无量，则彼此之间，有以时与位相值适当而互相亲比者，乃成为一系。……有相荡以离异，因别有所合，得成多系，此玄化之秘也。凡系与系之间，亦有相摩相荡。如各小一间之相摩荡者然。系与系合，说名系群。二个系以上相比合之系群，渐有迹象，而或不显著。及大多数的系群相比合，则象乃粗显。如吾当前书案，即由许许多多的系群。互相摩而成像，乃名以书案也。日月大地，靡不如是。”[24]宇宙就是由“小一”成“一系”而成“系群”，由“系群”摩荡而成的。
但是，在他看来，由“翕辟”构成的宇宙并没有实在性，更不能脱离“本心”本体而存在。翕与辟是本体功能的两个方面。宇宙之所以没有“物化”而体现出活力，正是“辟”之作用使然。辟是本体在宇宙中的直接体现，是“本体的自性的显现”，即“是本体举体成用”。它使物质宇宙与“本心”保持一致，使其复归于“本心”。这样，从心物现象中抽象出“本心”本体，又从“本心”本体出发，通过“翕”的势用建构出物质宇宙，通过“辟”的势用把物质宇宙归结于“本心”本体。这便是了“体用不二”宇宙观的基本思想。
（二）“翕辟成变”的辩证法思想
熊十力认为，事物的矛盾，可以通过“翕辟”的矛盾运动得到体现。两者既是相反的两极，又有内在的统一性。他说：“我说翕和辟，是两端，只形容其相反的意思，非谓其如一物体之有二端，其二端不可同处也。物体可分为上下，或南北等二端，其二端，是有方所之异，而互相隔远的。今此云两极端，则是两种绝不同的势用。……这两种不同的动势（翕和辟）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绝不是可以分开的。”[25]他用“翕辟成变”范畴表述矛盾的思想，比中国传统哲学的乾坤、阴阳范畴精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素朴性。“翕辟成变”是通过“有对”的矛盾运动变化的，即所谓“唯其有对，所以成变”。[26]
事物的变化一方面是“翕辟成变”，另一方面是“刹那生灭”。他说：“从另一方面说，变化是方生方灭的。换句话说，此所谓翕和辟，都是才起即灭，绝没有旧的势用保存着，时时是故灭新生的”。[27]这便是他所谓的“翕辟成变”说。他反复强调，生即是灭，灭即是生，“一切物才生即灭”，任何事物都是随着心中的“刹那闪念”而即生即灭，没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样，事物的顿变就是渐变的基础，“所谓一切的渐变，确是基于刹那的顿变，而后形见出来的”。[28]这显然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见解是不同的。
（三）“内圣外王”的人生论
由宇宙观出发，他又提出了一套“内圣外王”人生观。他认为，本体具有道德属性，它自然应当成为人生价值的源头，对此，他说：“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29]他的这种观点沿袭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但他并不是将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价值评判尺度，而是以“独立”、“自由”和“平等”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作为评判标准。他所谓的独立，是指“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唯尽己，唯以实，故无所依赖，而昂然独立耳”。既保留了“忠”“信”等儒家伦理思想的色彩，但更多的强调“无所依赖”的主体人格。他所谓的自由，是指“各得自治，而亦互相比辅也。”主要是指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自由。他所谓的平等，指“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他所谓的“内圣”，实际上是在旧的形式下的包含资产阶级新观念的“内圣”。
他指出，长期以来，儒学“内圣外王”并重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发扬，宋明理学过分强调“内圣”而忽视“外王”，致使道德价值“失其固有活跃开辟的天性”，使儒学“失其真”。因此，必须注重发挥“外王”精神，讲求经世致用。为此，就要一方面发挥儒家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学习西方某些人生态度，如民主制度、进取精神、格致之学（自然科学）等，并将两者加以调和。他说：“今谓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中土圣哲反己之学，足以尽性至命。斯道如日月经天，何容轻议！……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而人道亨、治道具矣。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须布之遐使得惜其臆测，睹其本然，融会之业，此为首基。”
既然本心是道德价值的源泉，那么能否解除“染习”的蔽障、恢复本心的本然状态，便成为实现“内圣外王”价值的关键。故此，他又提出，“断染”是造成理想人格的唯一途径。他认为，人的行为分为“净习”和“染习”两种。净习是本心“显发之资具”，是善，而染习是对本心的侵蚀，是恶。提起本心之法就是所谓“证量”、“保任”和“推扩”。所谓证量，就是直觉到“本心”本体，确立“体用不二”的宇宙观；所谓保任就是经常保任本心的明觉状态；所谓推扩，就是以“体用不二”宇宙观为指导应物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