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由于上述因素，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则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都很类似，皆可互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干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对基督教与佛教的教义，很多基督教人士也力证二者相同。他们指出，《阿弥陀经》说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耶稣也说有个极乐天堂；佛教认为“往生”分为九品，基督教也宣传天神分为九品；《阿弥陀经》说因果报应主要在死后证验，今生积善行德在来世才可得到真正的福报，耶稣也说不在人间行善，死后就不能升入天堂；佛教主张按时念佛名号，求佛接引，并以此为修证方法，基督教也把早晚祈祷上帝做为基督徒修行的方法；佛教讲“即心即佛”，耶稣则说：“上帝就在你的心中”，这都说明两教教义并无不同。一些基督教徒甚至据此主张“基督教佛教化”，把西洋的基督教完全中国宗教化了，张纯一等人是其代表。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即是一部分之佛教”[47]，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佛徒。因此虽然他后来兼信了佛教，但也并未因此就全盘否定基督教、公开宣布自己不再是基督徒。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基督教决非真基督教，因为中国现行的基督教是由西洋传教士传入的，而“西人来吾国传教者，毫无宗教的真学识；其程度又在不知基督真教义之马太、马可、路加下远甚；又不通中国文字，故所传者，绝非真基督教，纯是沿讹谬传之洋教”。中国的基督徒在他看来，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之自命为基督徒，实则处处反背基督”[48]。

他接着就指出，真正的基督教“确是大乘佛法”；耶稣“确是菩萨摩诃萨。故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无异观世音菩萨”；而上帝“即佛教之真如，与众生之心。无内无外，平等不二，即知人人都是上帝，只被肉体埋没耳”[49]。最后，他讲，正因为基督教只是佛教的一部分，因此“其法门远不及佛教圆满，其条理远不及佛教邃密”，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基督徒即佛徒，而佛徒并非都是基督徒。

当时，持“基督教佛教化”论的基督徒，除张纯一外，还有一些人，比如有个署名鹏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敬告奉耶教诸兄弟姊妹书》，我们从该文中可以看出他也属于这一类基督徒。

他在文中自述自己出身于基督徒家庭，从小就笃信基督教，从不敢违背上帝和耶稣的旨意。长大后离开江南去外地供职，接触了佛教，研究了佛学，发现“佛教具有圆融无碍之真理”，而相比之下，基督教所揭示的真理就比较有限了。这样自己虽然还未脱离教籍，仍以基督徒的身份向教会缴纳年捐、杂项捐、特别捐，但内心已自认是佛弟子了。

他反复申明自己虽然已在思想上“由耶入佛”，但并不否定基督教，对基督教并无恶感，只是觉得佛教教义更高明。“并非耶教全非，不过如大学与中学之比例耳。佛教则为真实之大学，吾辈既入中学，何不更进而升入大学。中学知其端，大学得其全，热心宗教者，谁不欲造乎极致。倘终身耶教者，决无登峰造极之日”[50]。

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得宗教之“端”，讲的是宗教的基础知识；佛教教义得宗教之“全”，讲的是基础知识之上的高级内容。信奉学习了佛教，才能获得宗教的全貌，登上宗教认识的最高峰。既然如此，基督教就应该向佛教看齐，就应该佛教化。

民国基督教的仪规，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