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中国化”策略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天主教会作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43]，中国的天主教会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1922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使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1924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划中国教区为17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1926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6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6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义、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1933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1936年，做主教的中国天主教人士已达23人。

与此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1933年，已达到5000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刚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中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他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1928年8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44]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军队占驻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有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基本能得到保证。